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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四重奏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 中国-巴西：美元换石油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5日讯(柳新)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发布的公告中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从今年5月份开始就已经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展开相关谈判，最终协议终于在本周二落签。根据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用于技术升级设备改造和提高产能，作为回报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则将在未来10年内向中国石化公司(China Petroleum& Chemical Corp)供应石油。.....中国经济网获得的资料显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第一年的供应标准是每天150000桶原油，随后9年的供应标准则提升到每天200000桶原油。不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提供贷款的细节条款目前尚不得而知。
From WSJ:
Mr. Gabrielli was referring to the fact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banks are willing to extend huge foreign loans to further China's long-term energy-security goals: ensuring diverse global supplies and winning entree into competitive regions for its oil companies. A string of recent oil loans to Russia, Kazakhstan and others has pushed China's total commitments to more than $45 billion.
.....What's more, China's willingness to fund oil projects should ultimately help the U.S. consumer, experts say. Most of the world's oil is sold on the international spot market to the highest bidder. China's willingness to extend credit to oil producers should keep prices from rising simply by increasing the global supply of oil.
按照上面的数字，以年利率3%计算，通过这个deal，中国得以在未来10年内从巴西进口711750000桶原油，其代价是对于平均每桶进口原油中国净投资18.88美元（以贷款的方式）。按目前国际市场80美元的油价计算，比例为23.6%。 Yehuda Amichai 的诗http://shigewang.com/viewtopic.php?p=4603
《爱国组曲》之三
十月的陽光溫暖我們的臉
一個士兵在用袋子裝他曾經 玩耍過的柔軟的沙子。 十月的陽光溫暖我們的死者。 悲傷是沉重的木板。 眼淚是釘子。 The October sun warms our faces.
A soldier is filling bags with the soft sand he used to play in. The October sun warms our dead. Grief is a heavy board, tears are nails. 回到纽约很多事情都是锻炼出来的。头一两回做飞机长途旅行，只觉得是长夜漫漫。几趟下来到也习惯，无非是吃饭，睡觉，看电影。这次路上连电影都省了。看了两本书：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和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翻完了一本《经济学家》杂志和中英对照穆旦翻译的浪漫派诗选。从旧金山转机后开始呼呼大睡，等醒来时已望得见纽约的万家灯火了。
时近8月下旬，一路上有许多第一次出国的学生。看到他们未免想起两年前自己的情形。随意想到几点，也许对首次长途旅行的留学生有些用吧：
1，除非必要（比如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内陆的农村地带，买东西很不方便），真的没必要把一套家什搬到美国来。
2，飞机上冷气很足，有时一条薄毯不够。除了提醒前后左右把出风口关小意外，自己准备一件外套也是必要的。不要穿短裤或者七分裤上飞机了。
3，脱水可能是长途飞行的一个问题。除了自己勤快点向空乘多要水之外，也可以在过了安检后自己买一瓶矿泉水带着。当然也可以自己买些面包蛋糕之类，毕竟飞机食品不是对每个人都那么可口，分量也不一定足够。
4，可以随身带一小瓶红花油或者风油精，说不定很有用。
5，没有地图或卫星定位仪，那么就嘴巴勤快点吧。遇到问题多问人，可以省却很多事。
这次回上海日程安排很紧，也很有收获。一些心得以后慢慢写吧。 90后我生于70年代的末尾。我们这一代人从很小的时候，就为这样一种社会舆情所笼罩着：你们这些独生子女啊，从小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娇生惯养，好吃懒做，这样下去长大肯定没有出息。我自己并没有受到这种批评的太多关照，这里说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代人的批评。
10年以前，媒体开始褒贬“80后”，这让我有点幸灾乐祸。对第一代独生子女们的批评，最多是不求上进。到了80后，就变成“离经叛道”了。而现在，“离经叛道”的80后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一些所谓的“90后”少年，正在以“人神共愤”的表现接过他们的火炬，成为一些长辈的出气筒。
其实那些曾有的口舌所指，无非是上课开个小差啊，作业不好好做啊（比如规定抄课文你少抄一段），喜欢跑个电子游戏厅或者网吧猫半天啊，或者是，喜欢SHE或郭敬明。在我看来，好吃懒做是普遍的人性，而喜欢某个明星也是一个社会正常价值观的表现。哪一天这个社会的青少年开始人手一册《论语》或者《通向奴役之路》，我肯定要想方设法逃离这个社会：这太不正常了。
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开的道德，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成分。之所以说是公开的道德，是因为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喜欢教育下一代怎么做，可事实上这些事情他们自己大多做不到。这就形成了一种很滑稽的情景：一方面是很高调的道德在实践中被当成狗屁，另一方面是赞同相对低调的道德的人被骂得狗血喷头。
慈溪职高的那个视频，我看到了，并不觉得有一些舆论批评得那么严重。唯一不妥的是，这是在学校课间，可能对别人有骚扰。这是一群少男少女的性游戏，仅此而已。当然，要搁到80年代，这叫做“聚众淫乱”，是足够叛无期的。（参见李银河老师的《性的问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进步，而不是倒退。进一步说，即便不仅是性游戏，而是性行为，对于16，7岁的高中生来讲，也是正常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权利。去谴责这种事情，在我看来就象谴责雨水从天而降，苹果往地上掉那样荒谬。
最后一点是，对于这种无的放矢的代际批评，我的个人态度是宽容不宽容。在我20岁的时候，对于蔚兰式或万峰式的老古董言论会很反感。今天则不。每一种偏见背后都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偏见本身并不能够冒犯我。
注：读了南都报长平的评论后有感而发。 高尔泰在网上看到高尔泰的《寻找家园》，pdf版，早上起来看了一部分。
很难得的从容，干净的文字，更难能的是在历经大苦难后淡定的态度。而他谈起这些事情，又仿佛闲叙家常，真实，而不带矫揉。
印象深的有“唐素琴”和“沙枣”，在后者中他写到在劳改农场时因为饥饿去摘野生沙枣，回来迷路而险些丧命。然而却因为迷路令他体会到片刻人的自由，于是在黑夜的大漠中，“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072509-戏作一首午后，倦意阵阵袭来--
当你独坐着， 四下无人 阳光惊动飞尘 窗外是喧闹 城市里，雨水在缓慢地消失。 072509-思维习惯这两天，哈佛大学的Gates教授在家里被警察拘捕这件事在媒体上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总统。
在一个中文论坛上看到这样子的对话：
一个人说，这里的确有种族歧视的成分，要是换了个白人教授就不会抓人。
另一个人说，要是换了个白人教授，就不会跟警察骂娘。
其他不论，单从这一来一往的对话，可以看出一些海外的中国人的比较粗暴的思维习惯，那就是不针对具体事情，而是动辄对个人和一个群体进行攻击。在“七五”事件后网上的一些讨论，也反映了这种特征。
特别是后面的那句话，谁要是平时公开地这么说，一定会被朋友同事认为是个racist。其实完全可以换一种说话：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白人教授因为动粗口被警察抓了，可能根本成不了大新闻，更不会惊动总统。这样说就从对人格的贬损转变为对制度的评价，offensive的意味就少多了。 072309-2贾樟柯退出墨尔本电影节，有一种说法是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我倒是觉得，这是他的个人选择的可能性非常高。
抛开他的个人意见不论，考虑到公众情绪，市场等因素，这是一个审慎和理性的决定：一个选择与“主流”和解，立志做成功的商业片导演的人的正确选择。 072309Fairfax是美国最富裕的county之一。而现在满大街最多是由政府发布的卖房子的广告。
随处可见的foreclosure，那些曾经整洁的庭院，转眼之间荒芜萧疏了。
经济衰退对于穷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不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大概是很难体会的。 Stephen Haber 论洪都拉斯局势... The opposition was correct about one thing: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reluctant to take the only step that would have serious bite, trade sanctions. In the words of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here is a lot of concern about hurting the people of Honduras any more than they have already been hurt. There's enough trouble and poverty in Honduras already." Indeed, cutting off trade would threaten to completely destabilize the country, setting off a chain of events that would be hard to predict. Thus,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only small steps, such as cutting off military assistance or delaying the disbursement of World Bank funding. Other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cut off trade, but Costa Rican and Salvadorean exporters are already beginning to protest. This mean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ts trying to negotiate a compromise are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Their governments have declared that they want to overturn Zelaya's removal, but leveling trade sanctions on a desperately poor country runs the risk of causing events to spin out of control. Interim President Roberto Micheletti appears to be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running out the clock until the November elections. The candidate of the Liberal Party, Elvin Santos, was Zelaya's former vice president until he resigned in opposition to Zelaya's policies. He will face Porfirio Lobo of the conservative National Party. No one has yet emerged to take up the banner of Zelaya's putative radicalism, and the chances that Zelaya's supporters will throw their support to a minor party candidate appear slim. In the wake of a democratic election, whatever sanctions that have been imposed are likely to be quietly dropped. The one serious risk that Micheletti runs is that the impending expulsion of Honduras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will delegitimize his government, emboldening Zelaya supporters on the streets. How long Zelaya supporters will protest is difficult to know, but Thursday's step of suspending certain civil liberties indicates that the Micheletti government is not disposed to back down. One option that appears to be on the table is a compromise in which Zelaya is allowed to return to office but the November elections are accelerated so that his term is drastically shortened. 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2)长期以来，拉丁美洲被形象地称作“美国的后院”，其地缘政治上的密切不言而喻。美国把施加对拉美国家政治格局的影响视作当然，颇有历史可循。追溯到1823年，门罗总统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反对欧洲列强涉足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在“冷战”时代，新“门罗主义”更成为美国在拉美对抗社会主义势力的战略框架。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对古巴实施了长达47年的禁运和经济封锁，至今尚未解除。自杜鲁门以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除了威廉 克林顿以外，均曾参与制造乃至主导拉美国家的政治进程。美军方和中情局曾策划了针对厄瓜多尔（1961），多米尼加（1965），巴西（1964），智利（1973）和乌拉圭（1973）等国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也曾经长期援助诸如智利和墨西哥的独裁政府，镇压其国内的民主运动。在60年代中期，洪都拉斯成为美国在拉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重要堡垒。美国开始帮助洪都拉斯训练军队，并在洪国内驻军。这一时期兴建的索托卡诺空军基地仍沿用至今。
9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以及新的中东与科索沃问题的浮现，美国的外交重心渐次从拉美转移。克林顿政府在对拉美关系上几无建树。同时，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以后来所谓“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经济改革方案本身的某些问题，导致一些拉美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右翼政府的不满以及世界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促成了众多左翼政府的上台。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利害，决定了它们难以像右翼那样成为美国的亲密伙伴。
小布什在2001年上台伊始，曾矢志修复与拉丁美洲的关系，重塑拉美的战略重要性。然而，911恐怖袭击和后来的两场战争改变了布什政府的全球部署，美国的后院几乎彻底沦为美国的垃圾场。在布什任总统的8年里，左翼政府在拉美的影响力有增无减。于是我们看到近乎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拉美和美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拉美裔移民超过黑人成为最大的少数族群，从美国的汇款成为墨西哥，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国民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左翼主导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充满敌意，一个 包括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在内的左派“反美大联盟”俨然成形。
事实上，即使是小布什，也并非对改善与拉美的关系视若无睹，听之由之。问题是，决定政治演变的因素，一是利益的计算，二是不同力量的牵制，不是一厢情愿的结果。涉及拉美事务各方利益的最重要议题是：石油，武器，游击队和毒品犯罪，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并无多少好牌可打。在2007年，墨西哥的卡尔德隆政府曾与布什政府达成协议，接受价值百亿美元，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反毒品犯罪援助。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干预下，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协议，被修正为附加一系列政治条件的，价值4亿美元的低端物资援助。墨西哥如此，其他拉美弱国的处境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形下，洪都拉斯倒向借助石油发达起来的委内瑞拉，也就不足为奇了。
奥巴马提出新的外交思路，直言美国要重新作世界的领袖。然而，自他上任他来，围绕着全球金融危机，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议题的争论，不过再次提醒人们“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简单事实。奥巴马虽然人气高，可他手里的牌一点也不比布什多。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百分之十的失业率弄得焦头烂额的奥巴马，没有理由，没有意愿甚至也没有能力在此时去插手洪都拉斯，推翻一个不受欢迎的左翼总统。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不支持洪都拉斯国内政变，并且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原因。简单来说，其一，此时与委内瑞拉等“反美大联盟”政府产生正面冲突，时机不宜；其二，如果支持新政府则等于延续美国支持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传统，无论该政变本身如何“合宪”，也不利于寻求外交新思路的奥巴马政府；其三，即便泽拉亚成功复位，注定已是无牙老虎，其本身的低民意支持率，决定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再有下一个任期，更不可能对美国的利益形成新的挑战。相反，今次外交斡旋取得成功，或可为未来奥巴马政府涉足拉美事务树立新的成功先例。
事实上，在奥巴马政府的明确表态以及美洲国家组织近乎铁板一块的敌对中，洪都拉斯新政府想要维持下去几无可能。泽拉亚的复位，几乎只是时间问题。弱国无外交，在各方利益权衡的天平上，宪政原则和洪都拉斯人民的声音，就只能够退居其次了。
 洪都拉斯宪政危机(1)洪都拉斯宪政危机：没有悬念的博弈 在美国，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对其他国家的事情很少关心，除非是朝鲜或哈马斯又发射导弹了。所以，当一个中南美国家占据了《纽约时报》的显要版面时，你会知道它一定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缺乏想象力今天刚收到新一期的AJPS，翻了以后发一点感慨。
主要就是，看到好几篇文章的topic甚至idea，和我曾有或正在考虑的题目相重合。其中一篇年轻学者写的关于foreign aid和authoritarian国家民主化关联的文章，正是我去年夏天完成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写完以后回头一看，觉得没多大意思，就放在一边了---现在觉得更没有意思了。在一个以作者为主要读者的行业里，能经常发现作者的灵感和兴奋点是重合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的文章有一个比那篇文章复杂得多的模型，可想而知得出的也是更模棱两可的结论。在实证部分的不同是，我没有发现foreign aid对民主化有任何作用，而那篇文章发现foreign aid在某些条件下对民主化有显著的正效应。这大概也是他为什么可以发表在AJPS的原因之一？不得不承认人家的empirical做得比我仔细多了。去年写完文章第一稿，也曾一度得到了振奋的结论。一个做IR的同事看了以后问，你把W放在右边是什么意思？不是一回事吗？我想想好像有道理，不make sense。去掉以后，所有故事都消失了。
今天老板开会时说了另一个故事。也是发表在AJPS上的一篇文章，论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civil war的关系。作者用polity score衡量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结果发现处在中游的国家，明显发生civil war的概率更高（高于民主和独裁的国家）。换句话说，作者论证了政治制度和civil war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这一度被认为是有趣且重要的发现。结果没多久之后被指出，根据polity score的coding scheme，决定一个国家的指标处于中游的标准，有很重要的一项是该国家经历或刚经历了civil war。这个发现显然更重要，只是不那么有趣了。
晚上在地铁上翻John Taylor的回忆录Global Financial Worriors，主要写他在布什任期内财政部供职的经历。经济学家的文笔通常清晰但是平淡，这本书也不例外。不过有些故事倒是值得一读。比如作者谈到，911之后作为反恐战争的序曲，美国政府着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盟友的帮助，切断恐怖组织的金融来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Taylor发现了在美国的移民汇款回国的比例之高，对于接受国经济之重要，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也直接促成后来美国政治和一些拉美国家寻求更互惠的汇款机制，即后来的Global Remittance Initiative. 这项制度慢慢扩展到G8的框架内，使得大量的国家受益。（你能想象从俄罗斯到格鲁吉亚的汇款，占到整个格鲁吉亚GDP的四分之一吗？）
我觉得经验上说，从现实事务中得来的灵感，往往要比对着论文硬想出来的，有趣得多。
David Brooks 论麦克纳马拉David Brooks 在NYT上这样评价McNamara.
On the one hand there was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uling class of which McNamara was a part. These were men (I guess they were all men) educated at the high water mark of technocratic self-confidence.
.... Then finally there is our ruling class today: Ivy-League educated, meritocratic, circumspect, prudent and ambitious. Our ruling class has high SAT scores. It is tolerant and diverse. It is pleasant and it is produced by a system that is infinitely more fair and more just. I’d prefer to live under our meritocracy than under the aristocratic systems of the Wise Men or the Founders. And yet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something has been lost, some character formula, some aristocratic grandeur.
从一个国家主要是精英在玩政治还是流氓在玩政治，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发展的层次。当然没有绝对的界限，应该说是精英中的流氓和流氓里的精英。 自己自己
穆旦 不知哪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乡，
他选择了这种语言，这种宗教， 他在沙上搭起一个临时的帐篷， 于是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 他开始和事物作着感情的交易：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在征途上他偶尔碰见一个偶像，
于是变成它的膜拜者的模样， 把这些称为友，把那些称为敌， 喜怒哀乐都摆到了应摆的地方， 他的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
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 事物冷淡他，嘲笑他，惩罚他， 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 午夜不眠时他确曾感到忧郁：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 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 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 还有多少谣言都等着制造他， 这都暗示一本未写成的传记： 不知我是否失去了我自己。 夏至在这个城市里，夏天好像刚刚开始。在广场上可以看到无数细小的飞虫，一团团地好像薄雾在飞舞，多么熟悉的景象啊。
我觉得在博客上评论政治是件既愚蠢又煞风景的事情，可有时候还忍不住想说。芸芸众生，在别人的眼里不等值。140，不管是汉族人还是维族人，这是140个人，不是140只猪或140条狗。这事要放在北爱或以色列，早他妈哭爹喊娘地煽情了。可奇怪，镜头一转，满眼里就是twitter上不去，记者不让进。censorship，definitely a bad thing. 中国做这种恶心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至于高兴成这样吗？2003年的时候没有twitter也没有facebook，这一群弱智在伊拉克不是一样“发现”了MDW？
然后就是经济压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像新闻联播一样地口号大放送。知道什么是极端分子，知道极端分子想要什么吗。在贪婪面前民主算个屁。小布什在巴勒斯坦的民主实验的结果就是把哈马斯送上台，以色列要是相信那些台面上的普适价值早不知道被炸飞到哪里去了。谁还要跟你谈判？
还有我们远赴欧洲的陛下。。。。算了，不说了。
只想用刘宝瑞《连升三级》里的最后一句，来描写我此刻的心情。 新房东一家今天交接福建人，经商，厦门大学1978届海洋工程专业毕业。 ZT:莲花小区楼房倒塌分析
发信人: guan2006 (haha), 信区: CivilEngineering 桩基设计或施工有问题。 基础要满足一定的埋深要求。由于地基不均匀沉降会有倾覆弯矩作用， 所以，桩的cap 这个工程建在河边，软土兼冲积土，地基条件不是一般的差，看图片好像用短桩。
发信人: jeffh (Jeffh), 信区: CivilEngineering typo, 见修改版： 事故原因猜想： 1、在软弱土地区的小高层，桩基承台(pile cap)未采用较为保守的桩筏基础(mat
jeff 说的有道理，我才看到国内的帖子还有第二页第三页的分析。
饱和土含水量高，像稀泥。估计夯实处理很难，而且处理范围浅。
桩基太浅，上海规范是楼高的1/15把，这个貌似没有 闲聊：死亡是伟大的平等，是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读到雨果写给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觉得这句话挺牛。上课无聊了就顺手写在笔记本上。结果被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看到，不由分说来抢我的笔记本。老师大叫一声：“你们不好好听课在干什么！” 我在本子上乱写，可能是出乎一种无意识的“好玩”。而我却像被揭穿了一个了不得的秘密，那份尴尬就别提了。 不知怎的，Michael Jackson的死又让我想起了这句话，尽管也是无意识的。 我不是MJ的乐迷，大概一直以来就缺乏欣赏国外流行乐的细胞。猫王，披头士什么的听听还可以，对MJ的歌我则找不到着迷的感觉。说实话，MJ的死，远没有张国荣的自杀带给我的震动大。当然，他们死亡的方式也很不同。张国荣是从几十层的高楼上往下跳。记得王小波在《似水流年》里头写到邓先生的死，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一个人纵身一跳，不惜让自己的脑浆和别人脚下的灰尘融为一体，这需要多大的毅然决然，又需要多大的痛苦才能驱动这种毅然决然。 无论是MJ还是Leslie，他们身后的哀荣，恰如其生前的荣耀和争议那样引人瞩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好像也是不平等的。如果一个大学教授死了，亲朋好友，同事学生会悼念他，用恩格斯的话说，人们也许会慢慢感到他或她离去所留下的空白。但仅此而已，空白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人们会慢慢地淡忘他或她。哪怕他是德里达或者是海德格尔，最终的归宿是成为一个符号，仅仅在有限的参考文献和注解里出现。 然而对已经离去的人来说，这些瞩目或空白也并无意义。全世界的网站都刊登着MJ带着氧气面罩被推进急救室的大幅照片，我想这该不会是他生前愿意看到的情景吧。 我觉得艺人最理想的轨迹，不是一直留在聚光灯下，而是在巅峰的状态退出。这样或许可以静悄悄，不受打扰地离开。把那些影像的符号，而不是把全部生活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人只有在被淡忘当中才能找到宁静，或者只有被遗忘之后才能回到自己。至于留下的那些符号，用Auden的话说，the words of a dead man are modified in the guts of the living. 不过如此吧。 在Imax看“博物馆之夜”这两天尽吃喝玩乐了。中午时分到林肯中心的Imax影院。本来是打算看“星球大战”，大荧幕不知何故取消了，只好看了一场Imax的“博物馆之夜”。
看完以后想：美国人真是会开心啊。首先是自己开心，然后要把观众也逗开心，跟着电影的节奏一起呵呵地傻乐。想到了维特根斯坦调侃的说“一部傻乎乎的美国电影”。
这个事情其实不简单，industry的一个重点就是创造开心和有趣，研究怎么让人们enjoy消费的过程。这方面，美国人，以及日本人可以说在专业上做到了极致。中国不缺少娱乐精神和工业精神，可是在追求创造力和专业化的品质上，差距还是挺大的。
 流动着的家回来的旅程，觉得松快了不少。飞机在肯尼迪着地时，我已经酣畅地睡了一大觉。到了纽约，时差还没有完全颠倒过来。常常是早上4点钟醒来，晚上8点又困了。
这次回国一个月，发觉纽约和上海一个最大的不同。尽管二者都是快节奏，流动的城市。可是，在纽约就只有车马，季节，时尚和和匆匆过客的流动，这个城市的格调是不会改变的。联合广场永远是联合广场，第五大道永远是第五大道的样子，闭上眼睛就能想象，而且几乎永远不会出错。午后的华盛顿广场还是一如既往的慵懒，空气中飘着一缕缕烤肉和榨水果汁的味道。当我徜徉在熟悉的绿茵下，简直要怀疑自己是否曾经离开并跑到地球另一端呆了一个月。
而上海的快速，在于它的每一季，每一月，甚至每一天都是变化的。一些景观的变化让我几乎回忆不起它们曾有的样貌。一些建筑消失了，新的交通开拓出来，在上海的每一个变化都和过去割断得那么彻底。比如说，时至今日，看到复旦大学的光华楼，我仍然不能把它们同过去的大足球场联系起来。仿佛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所在，彼此不相干的事物才对。上海上海，还是那么的美丽温柔，却给了我多一份陌生。让我意识到，虽然我的家在上海，然而我的思想和生活内容的大部分，却正在同它渐行渐远。在目前这段人生历程中，我的生活的哀乐的大部分，将同纽约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而我慢慢习惯了作为一个纽约人的节奏和生活内容。也许这一点本身也是荒谬的，因为可能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纽约人的节奏和生活。。林语堂说，旅行者体会到旅行的美好，是在他回到家中躺在旧枕头上的那一刻。而我却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的家中的那个旧枕头？
也许，真正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另一个是你的下一张机票所指向的地方。
  芝加哥归来周末去了一趟芝加哥，参加中西部政治学年会。两天时间可谓来去匆匆，大部分在宾馆和会议中心度过，仅仅走在街上时，对这个风中之城作仓促的一瞥。
走在芝加哥的downtown，感觉上和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区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房子显得旧一点。据说很多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我倒是很喜欢芝加哥河，给略显呆板的城市增添了许多生气。两岸的景致让人不由得想起外白渡桥来。
 芝加哥河
 外白渡桥
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才知道芝加哥正在申办2016年的奥运会。在机场的时候，广播也在重复地宣传这个。在其他城市，很难听到这样的消息。只有芝加哥人自己才会对申奥这样的事情热衷。这和我们去年举国办奥运的情势有很大不同。话说回来，美国有条件申请奥运的城市，现在看来也只有像芝加哥，纽约或洛杉矶等少数大城市了。随着商业化的运作和对城市综合服务要求的不断提高，奥运真可能要成为超级大都市的俱乐部了。而北京奥运，又把软硬件的配套措施和服务标准提到了一个高峰。据说伦敦已经在为做新建设的资金范畴了。在这样的经济不景气下，申办和主办奥运到底对城市是好是坏，还真难说。只是在享受奥运的饕餮盛筵的同时，难免会产生另外一种疑惑：奥运在越来越商业化运作的同时，是不是也离最初崇尚自由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越来越远了？
以我短暂的印象来说，芝加哥要办奥运，在城市建设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地铁太少太小，交通不算便利。旧城区破落不堪，需要改造。可是资金从哪里来？新建体育馆和改造旧城区涉及的居民如何补偿和安置？所有这些北京奥运碰到的问题，芝加哥（如果成功的话）也会碰到。
回来在飞机上俯瞰纽约的夜景，怎么一个“壮丽”可以形容。随着飞机的前进，窗外连绵的灯火如同流动着的璀璨的星河。也最直接地感受到现代人对能源的依赖是多么严重。
断章-同情同情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这句话是看了温家宝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后想到的。
温家宝说亚当斯密笔下应该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市场，另一只是道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论述道德来自于我们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也就是“同情”，或者“同胞感”。 对于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好的制度，向来存在不一致的理解。但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当是充满同情的社会。我们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的感觉，限定了我们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比如说，把添加三氯氰胺的毒奶粉卖给家长们。田文华，牛根生们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另外的问题，但道德层面的罪恶是毕生难以洗刷得了。为什么还会为自己感到委屈呢？ 在纽约天天挤地铁。高峰时间同样人头攒动。然而无论何时，人们至少能够做到依次排队，做到对年长体弱者的礼让。每次启动前，专门有一个管理员探头张望，确定没有人被挤或发生其他意外。像上海地铁车门挤死人的事，在纽约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吧。
对国内的网站，我最大的困惑来自于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和轻视。那种骨子里的轻蔑，就好比深圳的局长说“你们算个屁啊”。然而这潜意识绝不是官员的专利。
比如说，中国旅游团的车在美国出了车祸，游客死伤一片。网上很多的人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公款旅游，死了活该”。中国女留学生被杀害，就揣测她如何为了留美费尽心机不择手段。连前几天在纽约因车祸身亡的那个女孩，会有许多人说，“走运了，在美国被撞死，赔得多”。 如果说，在这些声音中满含着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和对异邦的想象，类似下面这种反应就更不懂了。像毒奶粉的受害者之一，一个“结石宝宝”的妈妈蒋女士，因为她坚持自己一直使用“多美滋”而不是三鹿的奶粉，在网上被网友群起攻之。有说欺诈的，有说转移焦点的，有说诉洋品牌赔偿更多的。这一切只在于“多美资”是一个丹麦和中国合作的品牌，并且不在最初赔偿的22家奶粉厂商当中。
这些“第一反应”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如果这些悲剧发生在那些幸灾乐祸的人自己或他们的家人头上，还能把笑话说得这么轻松么？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到漠视人性，对自己的同胞同族如此冷漠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连基本的人性和同情都不具备的民族，我们又何以去期望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呢？ 断章 1/2424.01.09
蜜蜂的神话？
田文华被判了无期，有人说判得轻了，有人说判得重了。
在中国，人们关心审判的“轻重”，甚于关心审判的公正。或者说，人们对公正的判断标尺，是自己内心的“轻重”。 美林投资的前总裁John Thain,终于被他的新东家，Bank of America的老板Ken Lewis给炒掉了。直接原因是美林在去年第四季度亏损153亿。等到Bank of America察觉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你也可以说这是财政部，联储和国会联起手来给美银下了一个套。当然，John Thain和Paulson以及Geithner的关系，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Thain倍受指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去年美林最困难的时候，提前发放奖金，以及也是在去年，由美林买单，花费上百万装修他的个人办公室。
作为纾困计划的一部分，救市法案提出限制华尔街高管的薪酬。 这个主意，受到某些“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人的批评。
同样的一批人，反对（批评？）企业参与慈善和公益事业的行为，理由是这样做伤害了股东的权益。
很难想象同一个人，基于同一个理念，会相信企业的慈善捐赠不道德，而企业高管用股东的钱为自己多发奖金是合理的。大概他们的判断，也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轻重”标尺来判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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