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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 Warren Faith Forum 访谈 Obama, McCainhttp://www.youtube.com/watch?v=EYNA1KVjLn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dCHWJ8Ipww&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lx14O-Njd0&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fhzVI2eDnk&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eks126K7H8&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kSB-kzVVNY&feature=related 张五常评林妙可，和奥运开幕节目单这是在网上偶然看到的，奥运开幕式的节目单（未验证其真实性）。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他们想要的东西，进一步解释就是多余的了。 张五常老师近日写了一则博客，评“林妙可事件”，和西媒的流行观点很不同。对于张老师的看法，鄙人略持保留。我仍然认为，就“替唱”一事来说，既无必要，也实在说不上体面。而追究其内在原因，可能比争论究竟是“假唱”还是“艺术处理”来得更有意义。 不过，张老师的文章点出了一些我见之不到的地方，我尊重他的看法。 即使对于逢中必反、逢日必反、逢美必反的网络愤青的观点，也应该保持适度的尊重。 知识分子为什么感到不幸福这是对昨日的博客的一点补充。看到郦同学的回复，以及联想到这两天的一些经验后的有感。
诗歌是一个时代的文人的精神寄托。读古人的诗词，我常惊讶地发现，“病”和“死”是在众多诗篇当中压倒性的主题。 比如极著名的陆游的诗：
老子舞时不须拍,
梅花乱插乌巾香。 尊前作剧莫相笑, 我死诸君思此狂。 后两句被引用得很多，其实是极为豪迈的。事实上陆游写“病”的诗更多，比如：
“爱闲惟与病相宜，壮岁怀归老可知。”
“今日先生病体轻，爱闲犹有旧心情。”
又或：
“疾病侵壮年，发恐不及白； 偶赖针石功，寓世成久客。 行年垂七十，霜雪纷满帻， 耳目虽已衰，亦未与人隔。” 另一位北宋的诗人陈师道，所作也常充满了病和死的悲凉：
“白头未觉功名晚，青眼常蒙今昔同。衰疾又为今日别，数行老泪洒西风。”
“千里相从愧子心，未堪归路马駸駸。更能作意怜衰病，肯後重来道古今。”
“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无多樱笋来。败絮不温生虮虱，大杯覆酒著尘埃。”
陈师道四十岁的时候任颖州教授，做诗二首，表露其出世之志： 一梦人间四十年，只应炊灶固依然。两官不办一丘费，五字虚随万里船。
人生七十今强半，老去光阴已後身。更欲置身须世外，世间元自不关人。
从“病”和“死”的主题能窥见诗人对人生和世事的彻悟，自然也是一种境界。只是我觉得，相对于文人对于“病”和“死”的驾驭，在诗歌中对俗世的拥抱太少了，对生命的抒怀是不是太不够了？有时候，读着这些如金声玉震，雁过长空的文字，我会忍不住想：需要多么丰富敏感的心灵，被压抑到何种程度才能换来这些文章华彩呢？ 人生七十今强半，其实，陈师道只活了不到五十岁就死掉了。他的一生仕途崎岖，只做到很小的官吏，而且还屡受政治斗争的牵连。他自命孤傲不凡，甚至拒绝苏轼收他为门徒。这样的人注定是一生悲凉的。他是个值得敬重的理想主义者，不折不扣的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可是因为他的孤傲和不妥协，这样的人注定要在现实中四处碰壁而精疲力竭的。最后的结局，只能够是“老去光阴已後身”，留下一卷让人无限怀念的诗文。
我突然觉得，任何进一步的联系和阐释都是多余的。因为，文人的压抑感和边缘感，是各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的普遍现象。有时候，文人专长的阴暗，虽然来自于普遍人性，却也是这种压抑感的延伸。如果说，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某种观念顺利解决的话，也就不成为一个难题了。
回到昨天最后的话来说，权力的结构是无处不在的。一旦你进入某一种话语，就注定要和权力发生关系。所谓独立于权力结构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在不同形态和性质的权力结构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我必需补充说，这种选择本身是有意义的：不存在“怎么都对”的选择方式。 但对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选择意味着承担后果。当你代表着一种话语，一种声音和一种权力的时候，你做不到是完全清白的。我反对的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假设的安全位置上，以某种固定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真正的选择，意味着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承担。 理想主义者的何去何从8日的奥运开幕式，目前被揭露出来至少在三件事情上有“作假”或人工合成的痕迹：
1，朗朗的钢琴演奏是放的录音； 2，开幕式焰火的二十九个“脚印”，在电视转播画面中的前二十八个是事先录制好的； 3，国旗入场式上“演唱”“歌唱祖国”的小姑娘是林妙可，可声音不是她的，来自另一个小女孩杨沛宜。 在youtube上看了现场采访陈其钢的视频。当主持人谈到“歌唱祖国”这个段落，陈其钢主动地把这段情节和盘托出。当然，他不是一下子和盘托出。他先讲为这个节目遴选小演员的全过程，前面铺垫了很多。他讲得很慢很费劲，以至于一个简单的事情花了5分钟才说清楚。他特别谈到的有两点： 1，决定最后这个方案的是导演组； 2，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 3，我有责任把这件事的真相说出来。 “国家利益”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如果老陈真的认为这么做有助于“国家利益”，他不会主动地早早把真相和盘托出。换句话说，当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以后，嫌丢人都还来不及，哪里有什么国家利益可言？那么，老陈强调安排的最终决定权在导演组，是不是因为知道真相迟早会公之于众，先给自己撇清？ 音乐总监没有权力决定谁上谁下，这个是正常的。说老陈本人反对这件事情，但能力上不能影响整个团队的决策，这我是相信的。我无法肯定。老陈说话的语气迟缓，有一点犹疑，有一点无奈。我不知道他平常说话是不是这样子。不过若说是这件事情违反他的本意，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我也是相信的。 前天“中天电视”关于奥运开幕式前后花絮的报道，揭示了一些我们可能不了解的细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件事。第一回放当年开幕式竞标的片段，张艺谋对开幕式的构想是要凸显人的个性，避免整齐划一的格调；第二是据说，就在开幕式的前两天，储君在观看了开幕式的彩排后，对效果颇为担心。 为什么而担心？陈文茜在节目内没有明说。但她的暗示则是说，那种过于雄伟宏大的气势，而少了一点开放和国际主义的格局。所以她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和我们在网上见到的一些个评论不同，她说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寄托了张艺谋的政治理念，就是对一个“汉唐盛世”的情节。 有趣吧。如果这可以归于一个盛世的情节，说它不是北京想要的，那是胡扯。但说它就完完全全是北京要的，也不尽然。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做决策，也不知道张艺谋的团队怎么做决策。除了张艺谋个人，他的主创团队和雅典奥运开幕式是同一个团队。整个的开幕式涉及无数到关口环节，这里面有多少理念被扭曲，多少创意被腰斩，多少意志被贯彻，多少力量被抵消，我们无从得知。 于是我可以想象，甚为音乐总监的陈其钢在参与这项大工程时的困扰。我仍然不敢肯定－－如果说他的主动坦白中确有一种无奈，这无奈背后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痛苦。 这痛苦，不仅来自于整个劳作过程付出的代价，而可能是举步为艰的挣扎。我不想夸大这种可能性。所以这里只是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是一个自认为有操守的理想主义者，如果处在陈其钢的位置上，我们会怎么做？甩手不干吗？还是忍辱负重，把这整件事情做下去，撑起来？ 如果你的选择是为了理想主义甩手不干，至少是值得敬重的。但是，如果这世界的每个理想主义者都选择甩手不干，舞台就会被一帮营营苟苟之辈所霸占。我觉得，在一个混浊的世界里，我们独善其身是好的。但独善其身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干净。独善其身，不会帮助我们向前走。伯克说，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n America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 台湾的王建煊说，好人不加入政治，政治就会被坏蛋霸占。 所以，关键也许不在于你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什么，而是你的底线在哪里。我不敢说，对于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来讲，正确的底线该是什么。我觉得底线和一个人要做的事情，他的能量和他所面临的约束密切相关。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做事的艰难，特别是在中国做事的艰难，不仅在于那个僵化的体制。我要引用福柯的一句话来说，“我们受到的压迫来自于我们自身”。当你去做一件事情，并坚持着哪怕一点自认为正确的理念的时候，你所遇到的阻力和压力，有时可能首先不是来自于这个体制，而是来自于你的亲朋好友、知交、师长、同事、同学或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这时候你又将何去何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寄望于社会之未来变革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能体会做事者的局限，从而更为现实地思考如何促成社会的进步，这一点是重要的。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英国前首相Whinston Churchill评价德国第二帝国最后一任皇帝Wilhelm II的一段话来： "No one should judge Kaiser Wilhelm II without asking the question, ‘What should I have done in this position?... Imagine yourself brought up to believe that you were appointed by God to be the ruler of a mighty nation. Imagine succeeding in your twenties to the prizes of Bismarck’s three victorious wars. Imagine feeling the magnificent German race bounding beneath you in ever-swelling numbers, strength, wealth and ambition. And imagine on every side the thunderous tributes of the crowds and the skilled, unceasing flattery of the court." 令人遗憾的《纽约时报》我不知道在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要说一手，二手三手的材料也不多。而迄今为止所有的媒体报道，基本是在引述当事各方的说法，没有记者直接深入现场的采访内容和画面。
我要说的是昨天《纽约时报》的文章。它的行文方式让我很不爽，但是这又实实在在的是典型的《纽约时报》风格。除了大概没有公开造假以外，它已然把媒体的文字游戏得淋漓尽致。以下是具体表现：
1，引文： 援引格鲁吉亚官员的发言，使用清楚肯定的陈述式。 Shortly before dawn on Sunday, Georgia's Interior Ministry said that Russian bombers had begun striking military facilities adjacent to the civilian airport at Tbilisi. The explosions could be heard in the city, said Shota Utiashvili, a ministry official. 注意紧跟在这句引言后面的，是看似不相关的另一个引述：在城市里可以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据XX说。 而下面这一段，是引用俄罗斯外长对南奥赛梯局势的评价。注意这里使用了两个引号：XX说格鲁吉亚对于他所谓的在南奥赛梯的“俄罗斯公民”已经“演变成种族清洗”。而紧跟在这句话后面的，是说该外长指责格鲁吉亚和他的西方盟友。 In a news conference,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V. Lavrov of Russia said Georgian attacks on what he called "Russian citizens" in South Ossetia "amounted to ethnic cleansing." He reserved some of his harshest language for Georgia's allies, referring at one point to "Mr. Saakashvili and his Western friends" — an apparent refer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provided Georgia with extensive military aid since Mr. Saakashvili took office in 2004.
2， 数字： 注意下面这段话的结构：普金的说法，格鲁吉亚官方的说法，然后是“Each side's figures were impossible to confirm independently”。对于冲突中格方最严厉的指控：超过1500人被杀害，被放到了全段的末尾。 Mr. Putin said that dozens of people had been killed in South Ossetia and hundreds wounded, and tens of thousands were reported to be fleeing. Georgia's health minister said that more than 80 people had been killed, including 40 civilians who died in airstrikes in Gori, a city north of Tbilisi. Another Georgian official said at least 800 people, almost all of them civilians, had been injured. Each side's figures were impossible to confirm independently, as was an earlier claim released by South Ossetians and repeated by some Russian officials that 1,500 people had been killed in the territory.
《纽约时报》是如何报道西藏冲突的数字呢？这是今年3月24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原文： Lhasa’s death toll remains in sharp disput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ay 22 people died, including a police officer killed by a mob and shopkeepers who burned to death in the violence. The authorities also claim security forces did not carry lethal weapons or fire a shot. But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n Dharamsala, India, said at least 99 Tibetans have died in Lhasa during the crackdown. 第二段中的那个BUT，用得多么恰到好处啊。
3，营造画面： 注意下面这段是如何写俄罗斯军队的行进的： Along a military highway entering Georgia from Russia, military transports and armored vehicles were backed up for several miles. They were flying both Russian flags and plain red flags. The mood was buoyant.
该报道还特别的引用了布什总统的话：“格鲁吉亚是一个主权国家，他的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我们是不是对这句话应该感到特别熟悉呢？ “伊拉克是一个主权国家” “苏丹是一个主权国家” “津巴布韦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见过很多很多正直善良的老美，通过阅读《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获得他们关于世界的咨询。在自由派居多的东部，他们更青睐《纽约时报》而不是《华尔街日报》。但是，上面的报道，如果说它不是brainwashing，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会更恰如其分了。 写在8月8日之前：奥运是一张门票上个礼拜，老板请我们几个学生在华盛顿广场边的泰国餐厅吃饭。谈到即将在这个周末开幕的奥运，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Adam说：天扬，奥运会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我估计北京不会有大麻烦，它的安保已经足够多。可能有些观众或运动员会在赛场制造一些意外，但以我看不会有太大的惊奇。 Adam：唔，唔。 我说：新闻说，北京放松了对网络的封锁，划定了几个区域，在奥运期间可以抗议示威。 Adam说：很好，这样做很聪明。 我说：但《纽约时报》批评这只是做秀，他们想掩人耳目，并不是真正的放开。 老先生打了个嗝，他显然还不适应泰国咖喱的味道。他放下叉子说：每一个政府都会在这件事上管制，这件事我们要从结果上看。如果你们要在纽约游行，试试看结果会怎样。在洛杉基，警察会怎么对示威的人群… 然后我们的话题扯到各个州在这件事情上政策的不同。我则想起，几个月前，当奥运火炬的传递在欧洲遭到空前羞辱的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行动起来，要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在祖国举办的奥运的支持。他们中的很多人出生于80年代，对于他们来讲，这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涉足与“政治”有关的事情。他们生平第一次决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最为自由民主和包容的国度，实践他们在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在美国东部，留学生自然地把游行的地点选择在纽约。他们早早地递交申请，以期望在火炬的旧金山传递的当天，形成对北京奥运的声援。可是他们的申请被驳回，理由是没有场地。再度申请仍然被驳回。一直拖了一个多月，在5月份的时候，纽约市答应他们说可以集会，但是不能够游行。他们的申请，本来在时代广场，被告知无场地；联合广场，同样是不行。最后换来换去，把他们安排到曼哈顿下城的富利广场，在一个用布条拦住的狭小的区域里，在警察的监视下完成了这样一次集会。 不要误解说，所有的政府在对待示威游行的问题上都是相似的。一个星期过后，我间接地看到“德国之声”的新闻，说北京并没有真正执行奥运期间集会自由的政策。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由海内外市民和民间团体提交的集会申请，尚无一例被北京批准。当然，从最大的善意来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期待。一个月的时间，对于那些苦苦等待纽约游行申请得到批准的美东学子来说，是在焦灼中考验着他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而对于关切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人来说，将会在等待中交出一个关于民主化的希望的回答。这里面的区别，在一方面是存在宪政框架下对于集会和表达自由的保障的制度和共识，而另一方面是不存在这种制度和共识。 存在这种制度和共识，远不等于完美。在制度和共识背后，拥有全面优势的政府有一百种手段，让民众实际拥有的这些自由缩水。这就是说，在制度上你可以自由地表达，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上会人为增加你的难度，直到你的声音没有办法被人们听到为止。 如果在8月24号奥运闭幕的当天，世界公园或日坛公园这些地方一切依旧，我们就可以对两种制度在某个方面的差异，有一个形象的认识。一个是给你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在行动的效果上剥夺掉你的表达的能力；另一个是干脆不给你这种权利。一则是毫无顾忌地违宪，另一则是在制度运作的框架里，“合法地”违宪。 不要小看其间的差异。从1780年《权利法案》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纳入美国的宪政体系，到2008一共是228年。这是超越了百年的差异。这看上去小小的一步，美国人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才把它走完，结果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并不完美的宪政和制度的体系。我们现在是应该为中国的进步之快而感到骄傲，还是该为了我们的前途而担忧呢？我们又要用多少年把它走完呢？ 今年恰好是中国决定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30周年。CNN的创始人特纳，年轻时为了说服风险投资的合伙人对他投资，说了一句极有气魄的话。他说对于未来社会发展大势的研究掌握，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自己。如果我们重新检阅这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我想，即便是特纳也要大声惊叹吧。 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悉尼。在读中学的我，对于申办和举办奥运意味着什么毫无认知。当时，《中国电视报》举办了一个有奖竞猜，内容是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我从报上剪下表格，毫不犹豫地在“悉尼”上划了圈。我的感觉是，无论从电视报纸上看到的城市画面，或者我们对于申办国经济实力的印象，北京哪一点可以和悉尼相比呢。后来结果揭晓，北京以微弱劣势落败。我的印象是有点纳闷：难道原本有机会赢？ 1994年，我来到上海读书。我的家住在浦东距离东方路不远的新村里。那时的东方路叫做“文登路”，我们一家人会在晚饭后沿着文登路散步。在路的西侧是新村公寓，路的东面，是望不到边际的绿色的稻田。在夏夜，即使你坐在家中也会听到蛙声一片。当时，你在距离三站路以外的地方买一套农民的两居室，只要三，四千块钱。即使这样，也没有什么人会去买，因为那一带的公司厂房寥寥，更少有人会要住在那边。今天，密布在东方路两侧的，是具有国际水准的酒店和商务楼。从那里到我现在的家，公交车要坐30分钟，而在我家附近的小区买一套不大的两室一厅，价格不下于100万。即便如此，仍可能供不应求。 在北京第一次申奥后15年的今天，举凡国内国外，人们对于北京举办奥运这件事本身和她举办奥运的方式，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有像样的理由去怀疑，北京办好本届奥运的能力。北京火车站落成的时候，不知多少人嘲笑那不中不西的设计，仿佛这种令人胃口败坏的作品，恰好反应了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某种令人胃口败坏的特征。可是，今天在“鸟巢”，“水立方”和新的北京机场3号候机楼面前，批评者说不出这些话来。因为“鸟巢”和“水立方”，无论是从建筑艺术设计的创意，其本身的功能性，以及节能环保的理念来讲，都走在了世界同类建筑的前沿。“鸟巢”的造价是4亿美金，低于伦敦的温布利足球场。“水立方”的造价是1亿美金，由来自港澳的资金支持修建。很多“鸟巢”和“水立方”的内部设施都是临时性的，在奥运之后要重新装潢安排，改造成集体育、休闲、娱乐和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活动中心。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去看这些现象，至少在经济实务的层面，北京所遵循的是完全成熟的，现代化的操作模式。 《纽约客》最近一期的文章中说，在2001年，后来“鸟巢”的设计师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北京的国家体育馆和纽约的新世贸中心的两个招标的案子。在抉择之后，他决心放弃纽约，直奔北京而去。结果我们已经看到：7年后的今天，“鸟巢”即将在8号的晚上，在蔡国强主创的漫天烟火中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而在纽约，世贸中心的遗址上还是两个深深的巨坑。据说，有些规划中的建筑项目被取消，另一些则被无限期地向后推延。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留下无数美好的建筑。由于连绵的战乱，后人只能通过艺术作品去追忆和想象。我们只能够通过杜牧的赋、韩愈的诗和张择端的画卷来想象阿房宫的壮丽、朱雀大街的雄浑和古汴梁的繁华。“鸟巢”和“水立方”留给人们的，不是追忆和想象，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在若干年后，当人们打量北京，他们除了故宫和前门，还会知道“鸟巢”和“水立方”。而这个时代留给人们的记忆，将不会仅仅是一串抽象的文字：高速增长、贫富差距、通货膨胀和缺少民主。 然而，和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结果相比，这些现代的建筑实在算不上奇迹。百年以来，亿万中国人梦寐求之而不得的东西，是安全、温饱和自由。和同时期的西方相比，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丧失着这些基本的东西。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终于给自己一个机会，停止自我戕害，力尽所能地去找回安全、温饱和自由这些基本的价值。尽管，这些价值的实现，在今天仍然是残破不全的。然而，这已经不完全是“有”或者“无”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运不是对中国的奖赏。没有一种奖赏，可以与实现了历史上最好的安全、温饱和自由相比。奥运所要求中国的代价和努力，远远高过举办一场世界性盛会所带给人们的虚荣。我们从新闻可以看到，奥运比赛场次的门票不菲，从几百块到上千不等。每个购买门票的观众都会同时拿到一本奥运手册，上面写着他进入体育馆可以带什么和不可以带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奥运会本身之于北京，之于中国，正是一张代价不菲的门票。在发给中国的观众手册上，写着为了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盛宴，中国必须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这是一种承认。可是，admit, but not for free. 因为西方主流社会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东方迅速崛起的庞然大物。他们的利益需要这个庞然大物的加入，可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发展得太快了，令人感到陌生和不安。一如百多年前，中国人在睡梦中醒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时的陌生和不安。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着历史，可是他们并不是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创造着历史。在7年之前，当北京在为成功申奥欢呼时，有可能并没有估计到后来所遭遇的全部麻烦和所需要做出的所有让步。今天，在距离奥运开幕前夕，北京解禁了对互联网的封锁，颁布了临时性允许集会的政策，媒体对公开事件的报道前所未有的透明。我认为，从事实来看――不管这个事实本身如何让我们不快――对于垄断了几乎所有政治资源的主政者来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在奥运之后，某些曾经开放的互联网站会重新封锁，可是，观点的闸门一旦开启，我们不会看见倒转的逆流。我必需要说，那些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过分悲观和缺乏耐心的批评者们，包括西方主流媒体上保守主义的批评者们，他们对于自由和权利的理解是抽象的，字面的和全然理想主义的。他们把民主看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不是要在经历了惨痛的斗争、牺牲和付出沉重代价后的结果。他们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缺乏见解，也对这种发展的可能性缺少信心。2008奥运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不会在奥运之后的一两个月之内立刻显现出来。可是，让我们相信，不会有免费的午餐，也不会有无端付出的代价。30年来，中国人已经在不断地为了自己的未来买单，他们有资格期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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