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70年代的末尾。我们这一代人从很小的时候，就为这样一种社会舆情所笼罩着：你们这些独生子女啊，从小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娇生惯养，好吃懒做，这样下去长大肯定没有出息。我自己并没有受到这种批评的太多关照，这里说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代人的批评。

 

10年以前，媒体开始褒贬“80后”，这让我有点幸灾乐祸。对第一代独生子女们的批评，最多是不求上进。到了80后，就变成“离经叛道”了。而现在，“离经叛道”的80后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一些所谓的“90后”少年，正在以“人神共愤”的表现接过他们的火炬，成为一些长辈的出气筒。

 

其实那些曾有的口舌所指，无非是上课开个小差啊，作业不好好做啊（比如规定抄课文你少抄一段），喜欢跑个电子游戏厅或者网吧猫半天啊，或者是，喜欢SHE或郭敬明。在我看来，好吃懒做是普遍的人性，而喜欢某个明星也是一个社会正常价值观的表现。哪一天这个社会的青少年开始人手一册《论语》或者《通向奴役之路》，我肯定要想方设法逃离这个社会：这太不正常了。

 

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开的道德，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成分。之所以说是公开的道德，是因为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喜欢教育下一代怎么做，可事实上这些事情他们自己大多做不到。这就形成了一种很滑稽的情景：一方面是很高调的道德在实践中被当成狗屁，另一方面是赞同相对低调的道德的人被骂得狗血喷头。

 

慈溪职高的那个视频，我看到了，并不觉得有一些舆论批评得那么严重。唯一不妥的是，这是在学校课间，可能对别人有骚扰。这是一群少男少女的性游戏，仅此而已。当然，要搁到80年代，这叫做“聚众淫乱”，是足够叛无期的。（参见李银河老师的《性的问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进步，而不是倒退。进一步说，即便不仅是性游戏，而是性行为，对于16，7岁的高中生来讲，也是正常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权利。去谴责这种事情，在我看来就象谴责雨水从天而降，苹果往地上掉那样荒谬。

 

最后一点是，对于这种无的放矢的代际批评，我的个人态度是宽容不宽容。在我20岁的时候，对于蔚兰式或万峰式的老古董言论会很反感。今天则不。每一种偏见背后都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偏见本身并不能够冒犯我。

 

 注：读了南都报长平的评论后有感而发。

在网上看到高尔泰的《寻找家园》，pdf版，早上起来看了一部分。

很难得的从容，干净的文字，更难能的是在历经大苦难后淡定的态度。而他谈起这些事情，又仿佛闲叙家常，真实，而不带矫揉。

印象深的有“唐素琴”和“沙枣”，在后者中他写到在劳改农场时因为饥饿去摘野生沙枣，回来迷路而险些丧命。然而却因为迷路令他体会到片刻人的自由，于是在黑夜的大漠中，“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午后，倦意阵阵袭来--
当你独坐着， 四下无人
阳光惊动飞尘

窗外是喧闹
城市里，雨水在缓慢地消失。

这两天，哈佛大学的Gates教授在家里被警察拘捕这件事在媒体上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总统。

在一个中文论坛上看到这样子的对话：

一个人说，这里的确有种族歧视的成分，要是换了个白人教授就不会抓人。

另一个人说，要是换了个白人教授，就不会跟警察骂娘。

其他不论，单从这一来一往的对话，可以看出一些海外的中国人的比较粗暴的思维习惯，那就是不针对具体事情，而是动辄对个人和一个群体进行攻击。在“七五”事件后网上的一些讨论，也反映了这种特征。

特别是后面的那句话，谁要是平时公开地这么说，一定会被朋友同事认为是个racist。其实完全可以换一种说话：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白人教授因为动粗口被警察抓了，可能根本成不了大新闻，更不会惊动总统。这样说就从对人格的贬损转变为对制度的评价，offensive的意味就少多了。

贾樟柯退出墨尔本电影节，有一种说法是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我倒是觉得，这是他的个人选择的可能性非常高。

抛开他的个人意见不论，考虑到公众情绪，市场等因素，这是一个审慎和理性的决定：一个选择与“主流”和解，立志做成功的商业片导演的人的正确选择。

Fairfax是美国最富裕的county之一。而现在满大街最多是由政府发布的卖房子的广告。

随处可见的foreclosure，那些曾经整洁的庭院，转眼之间荒芜萧疏了。

经济衰退对于穷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不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大概是很难体会的。

...

The opposition was correct about one thing: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reluctant to take the only step that would have serious bite, trade sanctions. In the words of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here is a lot of concern about hurting the people of Honduras any more than they have already been hurt. There's enough trouble and poverty in Honduras already." Indeed, cutting off trade would threaten to completely destabilize the country, setting off a chain of events that would be hard to predict.

Thus,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only small steps, such as cutting off military assistance or delaying the disbursement of World Bank funding. Other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cut off trade, but Costa Rican and Salvadorean exporters are already beginning to protest. This mean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ts trying to negotiate a compromise are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Their governments have declared that they want to overturn Zelaya's removal, but leveling trade sanctions on a desperately poor country runs the risk of causing events to spin out of control.

Interim President Roberto Micheletti appears to be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running out the clock until the November elections. The candidate of the Liberal Party, Elvin Santos, was Zelaya's former vice president until he resigned in opposition to Zelaya's policies. He will face Porfirio Lobo of the conservative National Party. No one has yet emerged to take up the banner of Zelaya's putative radicalism, and the chances that Zelaya's supporters will throw their support to a minor party candidate appear slim. In the wake of a democratic election, whatever sanctions that have been imposed are likely to be quietly dropped.

The one serious risk that Micheletti runs is that the impending expulsion of Honduras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will delegitimize his government, emboldening Zelaya supporters on the streets. How long Zelaya supporters will protest is difficult to know, but Thursday's step of suspending certain civil liberties indicates that the Micheletti government is not disposed to back down. One option that appears to be on the table is a compromise in which Zelaya is allowed to return to office but the November elections are accelerated so that his term is drastically shortened.

长期以来，拉丁美洲被形象地称作“美国的后院”，其地缘政治上的密切不言而喻。美国把施加对拉美国家政治格局的影响视作当然，颇有历史可循。追溯到1823年，门罗总统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反对欧洲列强涉足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在“冷战”时代，新“门罗主义”更成为美国在拉美对抗社会主义势力的战略框架。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对古巴实施了长达47年的禁运和经济封锁，至今尚未解除。自杜鲁门以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除了威廉 克林顿以外，均曾参与制造乃至主导拉美国家的政治进程。美军方和中情局曾策划了针对厄瓜多尔（1961），多米尼加（1965），巴西（1964），智利（1973）和乌拉圭（1973）等国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也曾经长期援助诸如智利和墨西哥的独裁政府，镇压其国内的民主运动。在60年代中期，洪都拉斯成为美国在拉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重要堡垒。美国开始帮助洪都拉斯训练军队，并在洪国内驻军。这一时期兴建的索托卡诺空军基地仍沿用至今。

 

9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以及新的中东与科索沃问题的浮现，美国的外交重心渐次从拉美转移。克林顿政府在对拉美关系上几无建树。同时，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以后来所谓“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经济改革方案本身的某些问题，导致一些拉美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右翼政府的不满以及世界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促成了众多左翼政府的上台。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利害，决定了它们难以像右翼那样成为美国的亲密伙伴。

 

小布什在2001年上台伊始，曾矢志修复与拉丁美洲的关系，重塑拉美的战略重要性。然而，911恐怖袭击和后来的两场战争改变了布什政府的全球部署，美国的后院几乎彻底沦为美国的垃圾场。在布什任总统的8年里，左翼政府在拉美的影响力有增无减。于是我们看到近乎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拉美和美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拉美裔移民超过黑人成为最大的少数族群，从美国的汇款成为墨西哥，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国民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左翼主导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充满敌意，一个 包括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在内的左派“反美大联盟”俨然成形。

 

事实上，即使是小布什，也并非对改善与拉美的关系视若无睹，听之由之。问题是，决定政治演变的因素，一是利益的计算，二是不同力量的牵制，不是一厢情愿的结果。涉及拉美事务各方利益的最重要议题是：石油，武器，游击队和毒品犯罪，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并无多少好牌可打。在2007年，墨西哥的卡尔德隆政府曾与布什政府达成协议，接受价值百亿美元，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反毒品犯罪援助。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干预下，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协议，被修正为附加一系列政治条件的，价值4亿美元的低端物资援助。墨西哥如此，其他拉美弱国的处境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形下，洪都拉斯倒向借助石油发达起来的委内瑞拉，也就不足为奇了。

 

奥巴马提出新的外交思路，直言美国要重新作世界的领袖。然而，自他上任他来，围绕着全球金融危机，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议题的争论，不过再次提醒人们“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简单事实。奥巴马虽然人气高，可他手里的牌一点也不比布什多。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百分之十的失业率弄得焦头烂额的奥巴马，没有理由，没有意愿甚至也没有能力在此时去插手洪都拉斯，推翻一个不受欢迎的左翼总统。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不支持洪都拉斯国内政变，并且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原因。简单来说，其一，此时与委内瑞拉等“反美大联盟”政府产生正面冲突，时机不宜；其二，如果支持新政府则等于延续美国支持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传统，无论该政变本身如何“合宪”，也不利于寻求外交新思路的奥巴马政府；其三，即便泽拉亚成功复位，注定已是无牙老虎，其本身的低民意支持率，决定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再有下一个任期，更不可能对美国的利益形成新的挑战。相反，今次外交斡旋取得成功，或可为未来奥巴马政府涉足拉美事务树立新的成功先例。

 

事实上，在奥巴马政府的明确表态以及美洲国家组织近乎铁板一块的敌对中，洪都拉斯新政府想要维持下去几无可能。泽拉亚的复位，几乎只是时间问题。弱国无外交，在各方利益权衡的天平上，宪政原则和洪都拉斯人民的声音，就只能够退居其次了。

 

 

今天刚收到新一期的AJPS，翻了以后发一点感慨。

 

主要就是，看到好几篇文章的topic甚至idea，和我曾有或正在考虑的题目相重合。其中一篇年轻学者写的关于foreign aid和authoritarian国家民主化关联的文章，正是我去年夏天完成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写完以后回头一看，觉得没多大意思，就放在一边了---现在觉得更没有意思了。在一个以作者为主要读者的行业里，能经常发现作者的灵感和兴奋点是重合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的文章有一个比那篇文章复杂得多的模型，可想而知得出的也是更模棱两可的结论。在实证部分的不同是，我没有发现foreign aid对民主化有任何作用，而那篇文章发现foreign aid在某些条件下对民主化有显著的正效应。这大概也是他为什么可以发表在AJPS的原因之一？不得不承认人家的empirical做得比我仔细多了。去年写完文章第一稿，也曾一度得到了振奋的结论。一个做IR的同事看了以后问，你把W放在右边是什么意思？不是一回事吗？我想想好像有道理，不make sense。去掉以后，所有故事都消失了。

 

今天老板开会时说了另一个故事。也是发表在AJPS上的一篇文章，论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civil war的关系。作者用polity score衡量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结果发现处在中游的国家，明显发生civil war的概率更高（高于民主和独裁的国家）。换句话说，作者论证了政治制度和civil war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这一度被认为是有趣且重要的发现。结果没多久之后被指出，根据polity score的coding scheme，决定一个国家的指标处于中游的标准，有很重要的一项是该国家经历或刚经历了civil war。这个发现显然更重要，只是不那么有趣了。

 

晚上在地铁上翻John Taylor的回忆录Global Financial Worriors，主要写他在布什任期内财政部供职的经历。经济学家的文笔通常清晰但是平淡，这本书也不例外。不过有些故事倒是值得一读。比如作者谈到，911之后作为反恐战争的序曲，美国政府着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盟友的帮助，切断恐怖组织的金融来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Taylor发现了在美国的移民汇款回国的比例之高，对于接受国经济之重要，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也直接促成后来美国政治和一些拉美国家寻求更互惠的汇款机制，即后来的Global Remittance Initiative. 这项制度慢慢扩展到G8的框架内，使得大量的国家受益。（你能想象从俄罗斯到格鲁吉亚的汇款，占到整个格鲁吉亚GDP的四分之一吗？）

 

我觉得经验上说，从现实事务中得来的灵感，往往要比对着论文硬想出来的，有趣得多。

 

David Brooks 在NYT上这样评价McNamara.

 

On the one hand there was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uling class of which McNamara was a part. These were men (I guess they were all men) educated at the high water mark of technocratic self-confidence.
....

Then finally there is our ruling class today: Ivy-League educated, meritocratic, circumspect, prudent and ambitious. Our ruling class has high SAT scores. It is tolerant and diverse. It is pleasant and it is produced by a system that is infinitely more fair and more just. I’d prefer to live under our meritocracy than under the aristocratic systems of the Wise Men or the Founders. And yet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something has been lost, some character formula, some aristocratic grandeur.

 

从一个国家主要是精英在玩政治还是流氓在玩政治，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发展的层次。当然没有绝对的界限，应该说是精英中的流氓和流氓里的精英。

自己
穆旦

 

不知哪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乡，
他选择了这种语言，这种宗教，
他在沙上搭起一个临时的帐篷，
于是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
他开始和事物作着感情的交易：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在征途上他偶尔碰见一个偶像，
于是变成它的膜拜者的模样，
把这些称为友，把那些称为敌，
喜怒哀乐都摆到了应摆的地方，
他的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
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
事物冷淡他，嘲笑他，惩罚他，
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
午夜不眠时他确曾感到忧郁：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
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
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
还有多少谣言都等着制造他，
这都暗示一本未写成的传记：
    　　不知我是否失去了我自己。

在这个城市里，夏天好像刚刚开始。在广场上可以看到无数细小的飞虫，一团团地好像薄雾在飞舞，多么熟悉的景象啊。

 

我觉得在博客上评论政治是件既愚蠢又煞风景的事情，可有时候还忍不住想说。芸芸众生，在别人的眼里不等值。140，不管是汉族人还是维族人，这是140个人，不是140只猪或140条狗。这事要放在北爱或以色列，早他妈哭爹喊娘地煽情了。可奇怪，镜头一转，满眼里就是twitter上不去，记者不让进。censorship，definitely a bad thing. 中国做这种恶心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至于高兴成这样吗？2003年的时候没有twitter也没有facebook，这一群弱智在伊拉克不是一样“发现”了MDW？

然后就是经济压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像新闻联播一样地口号大放送。知道什么是极端分子，知道极端分子想要什么吗。在贪婪面前民主算个屁。小布什在巴勒斯坦的民主实验的结果就是把哈马斯送上台，以色列要是相信那些台面上的普适价值早不知道被炸飞到哪里去了。谁还要跟你谈判？

还有我们远赴欧洲的陛下。。。。算了，不说了。

 

只想用刘宝瑞《连升三级》里的最后一句，来描写我此刻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