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蒋介石日记，流露出对抗战前景的担忧。这担忧并非全是顾忌一人一党的得失。在他看来，虽然举国上下抗日的激情高涨，但在意志力上，民众却还是没有做好承受艰苦牺牲的准备。（曰“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1931年10月7日。）黄仁宇先生分析蒋公的心理，对这个见识甚为赞同。他举例道，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后方重庆中央大学的学生，就因为食堂的伙食不好而公然抗议。为此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大学吃了一餐饭，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大学的伙食并不差。
蒋中正本人是个民族主义者，可是，在涉及到千万人生死的战争上，他更加像是一个Machiavelli式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现实在于意识到民众的激情是靠不住的。爱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语言上视死如归。但是同样的一群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要为了伙食退步而大搞内讧。所以说这些同仇敌忾，民族大义是假的。冷静的政治家，他在计算未来战局成败的概率时，是不能把这些力量考虑在内的。
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里，对法国第二共和失败的前因后果，做了非常详细的考察。他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工人取得了权力以后，又在利益受到威胁时出卖了工人阶级。可是，打败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一股，是好几股。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角色，名字叫路易－波拿巴，也就是后来当皇帝的拿破仑第三。波拿巴从走上革命政治的舞台，到成为万民拥戴的共和领袖，前后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他推向权力巅峰的政治力量，不是大资产阶级，也不是地主，而是当时仍然占到法国人口多数的农民。
农民和工人，同样处在经济社会的底层，但在革命的暴风骤雨面前，选择截然不同。在革命前夕，工人接近于一无所有，相对而言，农民在经济上自足而独立。革命在经济上的最好结果，是通过征农民的税去补贴工人阶级。所以我们看到，革命后的结果是，同样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说，我们要波拿巴，不要资产阶级的共和。他们用选票把革命送进了坟墓。
20年以前，当博弈论在政治经济学里还不像现在这么流行，我现在的老板写了一个模型来分析革命进程中间各方的最优决策。结论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但放到20年前，就要和比较政治学的传统见解有一番碰撞。这个结论说的是，当冲突进程各方的信息都是充分的时候，革命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假定统治阶层意识到革命会颠覆他自己，他就会在革命开始前让渡权力，一直让渡到大众对于两种制度安排无差异为止。再后来Acemoglu等人关于民主投票权的普及的研究，也差不多是沿着这种思路展开的。
模型是工具，不是真实历史。这背后有意义的故事是说，假定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正确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源于形势判断错误，是看错了的结果。好比说，1911年的10月9日，如果不是共进会的同志不小心造炸药走了火，如果不是彭楚藩这些书生一时头脑发热要舍生取义，再者如果不是地方官错判了形势非要砍他们的脑袋，可能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可是“如果”没有成为历史。历史是，孙中山正在日本洗盘子，突然有人来说，不要洗盘子了，回去当总统吧。
扯了半天，我能想到的中心思想说，尽管历史进程在事后来看可能并不是错的，但历史常常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个人判断和决策的前提上。如果人们判断得对，后续的故事就可能不会发生。革命家要点燃历史，就需要有人判断错：或者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低，或者是对失败的成本估计不足，或者是对成功后的预期估计过高，总之需要一种错误。可是革命家不能让自己来承担判断错的代价，所以他们尽力点燃这些爆竹，还需要有人来接过这些爆竹，就是说，需要有孙武，彭楚藩，刘复基。
蒋中正和马克思，都是对形势发展的判断绝顶清晰的人。理性告诉他们，有些事情是人力不可为之。历史转瞬之间，犹如绝电，大概要以成败论英雄，二位不算是大英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