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坐公交车，在公交车上让座是个司空见惯的话题。今天下午去学校，因为错过了前头两部车，等了大约10分钟后开来的一辆“991”上面挤满了人，勉强能站好而已。

 

两站过后，上来一位孕妇。这时候售票员开始动员乘客让座，她说了两三遍，车子行驶中的声音嘈杂，我不确定周围的乘客是否听到或看到了车上有孕妇的状况。

然后，售票员走向一位年纪在50岁上下的女士，要求她让座。该女士面露不悦之色，用上海话回答说：“车上有这么多年轻人，为什么你要让我让座，我的关节是有毛病的”。售票员同样用上海话回道：“你关节有毛病自己可以说嘛，不说别人怎么知道”。（这句话的逻辑有问题，因为假如她的关节是不好的，但已经坐在位子上，是不用去“说”什么的）

争论还在继续，持续了约一分钟。这个过程中坐在后座的一个女孩子起身让孕妇坐下，但这之后售票员和中年妇女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没有进一步升级到口角，但售票员很不客气地讥讽说“关节有没有病你自己心里有数”。

 

对此事件的几个细节的观察：

1，从孕妇上车，直到她获得座位止，售票员没有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孕妇，也没有对任何乘客表示出任何歉意。

2，这位接受别人让座的孕妇，没有对给她让座的小姐表示出任何的谢意。

3，那位没有让座的中年妇女，在我上车时已经在车上，而当我下车时她仍未下车。这也就是说，她乘车所需的时间，至少在45分钟以上。

 

我自己对此事件的几个零星的联想以及评论：

1，我知道，在深圳、广州等许多南方城市，当地的公交车上没有售票员的座位。当人少时售票员坐在乘客的位子上，人多时和其他乘客一起站着，一般是站在中间下客门的台阶处。城市间的中短途客运车也有类似情况。

2，上海、北京的公交车都设有售票员专座，一般是比普通乘客的座位更高更宽敞。即使是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李素丽同志，也是坐在公交车上卖票，而不是站着卖票。

3，在上海，一般的公交车售票员很少认为，除了乘客应该让座给“老弱病残孕”，售票员的座位同样是可以让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

就在前两日，同样是人多拥挤近于无立足之地，半途上来一位颤巍巍的白发老太。售票员是一位小姑娘。同样是无人主动让座。老人自己坐在了售票员的位子上，等到小姑娘收完钱回来，看到这一幕，并没有就顺势让老人继续坐在原地，而是极不情愿地挤进去，勉强让老人坐在外边半个位子上。（老人已经说过自己只坐两站便下）

4，我的个人观点是，没有乘客让座给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不正常的；但更加不正常的是，这个不让座的群体本来包括售票员本人，他（她）却能够在道义上游离于这个群体外而不感到任何不妥，甚至高调地指责别的乘客“你为什么不让座？”

 

从我的个人视角来看，这体现了一种颠倒的价值观。但我相信这里可能存在着好几种看法，我愿意再高调一点，大张旗鼓地拔高这个普通问题。

 

这就是说，你可能觉得上海售票员的行为正常，或者你觉得深圳的售票员更好。这里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就其各自立场来说，它们都是自足的。

 

第一种观点是说：基于一种基本的职业伦理，顾客应当得到尽可能好的服务和照顾。因而，在座位稀少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让花钱的顾客辛苦地站着，而挣钱的人（售票员）却坐在那里。

第二种观点是说：基于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平等和尊重，售票员在车上应当得到和乘客一样的照顾。并且由于售票员工作自身的劳累往往超过乘客，安排座位也在情理之中。

 

我不知道，从单纯的伦理上说，那一种价值观更具有说服力。让我再高调一下，套用昨天在复旦演讲的沙袋教授的话，这里事关对于“什么是一种善（好）的生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本身就是多元的。我们知道，在八九十年代，对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有一个统一的集合概念，叫做“司售人员”。“司售人员”这个名词本身是体制的产物，虽然听上去，并且实际上也不像“执法人员”那样有权势。但在旧体制下，这个名词代表着被我们的整个社会体制所雇用，为社会体制所服务，并且受到社会体制保护的一个集体。尽管“司售人员”的实际权势微乎其微，但它的确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权能：这种权能在于一种职业可能根据体制的需要被赋予超过单纯市场交换的道德意义。因此，当《新闻联播》反复地宣传北京的一名普通的公交车售票员李素丽时，我们的体制所需要的并不是她个人对于乘客乃至她所在的车队创造的价值，而是专注于这种被塑造的道德示范作用。

 

这种价值观所受到的挑战来自于中国的南方城市：那些不懂得政治教育，不懂得精神文明，按市场交换的单纯经济规律行事的人，某种意义上说基于市场的“职业伦理”的恪守者。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要生存，必须吃苦耐劳；要自己活得好，就得把活干得漂亮――对得起自己的衣食父母。因此，那些被我们的《新闻联播》和全国性巡回演讲所放大的美德，在这部分职业伦理的恪守者看来，只不过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

 

再说一遍，对于这两种价值，哪一种更有说服力，我没有一个“解答”。尽管在具体的环境下（比如前面的场合）我会有自己的偏好以及对偏好的解释。而其他人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偏好以及对他们自己偏好的理解。这都是正常的。

 

沙袋教授希望我们能够让分歧进入公共话语的辩论领域，把分歧暴露在阳光下。不管这个观点是否接近乌托邦，其前景总有值得向往的地方。具体在这个场合，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声音，对“司售人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谴责别的乘客不让座的现象提出质疑。

上传了前些日“五一”去植物园的照片。植物园的风景并不出色，在其中“徜徉”若要有乐趣，一则需要心情放松，二则需要自己有好奇心。从植物园回来，我想到的是那种久违的对自然的雄心和好奇心，或许这对于我们城市人来说从未有过：林奈、布丰和威尔逊。好几年以前，买到过一本台湾潘富俊先生的《诗经植物图鉴》，对于诗经300首中出现的各种植株有详细的介绍。当你知道了采薇就是摘野豌豆，卷耳就是苍耳（我们小时候叫做“刺毛球”），心里是多了些释然，还是少了些诗意呢？我也说不清楚。。
周末在家，只是随便翻一些书。白芝浩的The English Constitution还是让人赏心悦目。记不清了是哪位作家，把白氏看作英语散文写作的范本，我觉得可能不是虚言。语言之美不仅在于修辞，更受看重的是内在气韵，就好比说作者是背靠着传统在写作，故能举重若轻，真正做到质朴无华。比如说在需要用一句话概括英国宪政的特点时，白芝浩说“The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merit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is, that its dignified parts are very complicated and somewhat imposing, very old and rather venerable; while its efficient part, at least when in great and critical action, is decidedly simple and rather mod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