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上大篇幅刊登了对张维迎的访谈：这大概是几个月来在所谓的“邹”“张”之争一事上，张维迎第一次公开地对外界发言。事情的“是非曲直”（可能本来就没有所谓是非曲直），由于不了解实情无从说起。但当时看到这则访谈，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该上邹老师的搜狐博客去看看，又添了什么新的反击内容。今天一看果然，多了公开信，公开签名。下面还有网友热议，当然立场也几乎是一边倒的。

虽然我不曾特意关注，但“张”“邹”之争的升级以及前前后后网络民意的反应，想不看在眼里也很难。我有些想法，当然也可能和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关系，更不能说明我个人的立场更同情谁：不了解不下结论，这点起码的准则还是要坚持吧。

让我颇为感慨的是，时至今日（为什么要说“时至今日”呢？），我们的大学教授，著名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在遇到矛盾冲突时，还是不习惯在事先约定好的规则范围内理性地解决问题。而更严重的是，当他们申诉自己的权益和理由时，首先说到想到的，仍然是自己在道德上比对方优越多少多少倍；而不是更有理有据地说，比如根据某某规则，对方违反了协议第多少条。邹老师不用说了：整个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维迎的话更淳朴，说是那些“攻击我的人，道德上连我的脚后跟都赶不上”。

可能更有意思的是，至少在今天网络的舆论环境下，这一套话语要比理性的申辩，比“用证据说话”更吃得开吧。本来按照道理说，北大解聘教授可能出于各种理由，而道德问题是最不可能的理由。谁能想象在今天一个大学教授因为“道德败坏”被解雇？所以邹恒甫要申冤，总是强调自己在道德上如何如何高有什么用呢？当然邹老师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自己在这件事情绝对占理。可问题是，在无法完全确认这些属于“真凭实据”的情况下，“道德叙事”只会削弱这些证据的可信度，至少会误导公众，造成大家对事情的认知更加混乱模糊。

这对当事人本来是绝无好处的事，奇怪的是，时至今日，道德叙事的生命力是非但不死，反而越来越猖狂，越发吃得开。这可能和知识分子对道德叙事的喜好分不开。就像上个礼拜北京那个孕妇死亡的事故：本来这个事情的证据和逻辑都很清楚了，而后来通过网络不断揭露出来的证据也一步步地还原了那个自私、病态和偏执的“丈夫”的形象。但不幸的是，偏偏有那么一串傻X，用他们那独一无二的道德敏感出来搅屎。什么制度缺陷杀人，社会不平等，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他们喊的那些口号都不错，可是我怀疑他们根本连那些口号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

我个人有个想法，不知道人专门论证过相似的观点（类似的提法应该不少）。就是说这种对道德叙事的喜好，跟缺乏民主制度的熏陶培养有关。在习惯了民主制度的社会里面，人们解决争端的时候首先想到诉诸规则；而在没有习惯民主制度的社会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争取更多的同情。因为在后者中，没有一套规则或者制度，能够保证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就是他对规则有信心，知道大家都按规矩来，自己能有多大百分比的概率是胜出的。一般来说，这样的制度是保护个人的。而不民主的制度保护的是集体：大家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对错，不知道自己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护，只有在道德上做文章，争取更多的同情。

这样的后果就是，由于缺少合理的解决争端的机制，非民主社会（包括缺乏民主制度传统的新兴民主社会，比如台湾）里面的冲突更容易激化，社会不稳定更甚。普老师的对民主制度的看法是，它首先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机制。就像人们说的，我们看到美国大选这么热闹，候选人“大打出手”。最后的结果总是：somebody will win, somebody will lose; but nobody will die. 普老师版本的一个说法是：2000年最高法院裁决布什和戈尔总统选举的诉讼，尘埃落定后大家心平气和地接受（不管心里认为这结果多么不公）。但如果这种争端放到委内瑞拉或者哥伦比亚，结果大概只可能是: civil war.

冉云飞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公共图书馆后面制度问题。有意思的话题。
我同意他的一部分观点，比如私人图书馆的重要性。但不同意他的另一些观点。尤其不同意的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造的，所以应该免费为公众服务”。以下是理由：

 

 

 

 

单从概念上说，没有“免费的公共产品”这种概念：政府自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纳税人那里抽来，何来免费一说。所以形式上的免费，只是把单一的成本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而已。

其次，对“公共产品”应当免费的认识，有可能来自于对公共产品的概念的误解；另外这一说法本身就模糊不清：到底是不应该收费，还是没法很好收费？

对公共产品的界定标准不是它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e)，而是它的非竞争性(non-rival)。对这个概念的混淆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公共品属性作用的看法。

按照上面这种标准的划分，我们可以区分四种类型的商品：

1，exclusive, rival：大部分的私人产品－－房子，汽车，面包和私人书籍，等等。

2，non-exclusive, rival: 权利难以清晰界定，没有（很少）外部性的产品－－公海里的鱼，北极冰层下面的石油。

3，exclusive, non-rival：可以界定权利，但有外部性的产品－－私人住宅小区内的绿地，游泳池和有线电视频道。

4，non-exclusive, non-rival: 无法界定权利，有外部性的产品－－清洁的空气，国防安全和法治环境。

对公共产品的标准定义是非竞争性，也就是上述四类中的3和4。而3和4的直接区别则是：前者只有针对性地向部分人提供，因而也只是向特定的人群收费。而后者无歧视地向所有人提供，因而也是向所有人同时收费。

所以在公共图书馆要不要另外收费这个问题上，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是属于3还是属于4？

我个人的看法是，尽管认为它属于4，因而应该无歧视性的向所有人提供是可以接受的安排；但3有可能是更有效率：更能够同时提升社会总体和各个不同人群的福利的选择。

与建造公共图书馆的成本相比，对读者的收费是远不足以弥补整个成本，这点应该没有争议了。所以说图书馆不是financed by对读者的收费，收费是弥补一种边际上的营运成本。为什么我认为公共图书馆更应该像是小区游泳池，有线电视频道而不是清洁空气那样的产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图书馆对所有读者，或者说所有为支付这项成本的人来说，其边际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上海图书馆，我们不论它有多么烂，它对于成庆小鱼小刚或者我的价值，很可能要高过图书馆隔壁的包子铺老板的价值。如果图书馆的所有服务是非排他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用同样的价格（税收）买到了边际价值完全不同的产品。其结果就是：对于成庆小鱼小刚或者我来说，我们从图书馆获得的服务的最后一单位的边际价值或者边际效用，可能远高于我们支付的平均成本。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种具有外部性的公共品的提供水平严重不足：其价格和生产水平远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我们可以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找到直接证据，那就是我们都能同意比如说上海图书馆的公共借阅大厅对我们来说是多么无聊多么没有用。至少有60％的书是你作为图书馆馆长不会买进的书吧。相对而言，大学图书馆在功用上比上海图书馆要强，这是不是排他性带来的好处呢。
同样是在上海图书馆，如果你支付押金和额外的年费（好像是40块钱），可以借出相当数量的外文原版书（每次的上限是5本，次数不限），如果图书馆都不能（额外）收费，大概就只有隔着玻璃窗瞻仰那些书和杂志的份了。

总之，更好的办法是让更需要图书馆的人享受到更多和更好的图书馆的服务。收费不能够cover图书馆的成本，但收费是一种能够自动筛选出边际价值较高人群的机制。从整体社会福利而言，需要做得是：1，允许公共（和私人的）图书馆收费；2，允许其在收费上更有灵活性；3，允许私人建图书馆，取消私人图书馆的门槛。更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还可以加上：4，除了维持公共图书馆基本运作外，政府取消对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投入，按人头补贴给所有人。但3和4在目前基本没有政治可能性，就不必说了。

 

 

小草同学在博客上说到“令人困惑的立场问题”，其中提到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经济系学生，能不能写政治哲学的书评”，以及是什么力量在阻止，比如说，一个经济系学生去像罗尔斯和德沃金那样去思考。以下是我的感想：

unfortunately，我曾经是一个经济系学生，我在我的导师担任学术顾问的社科期刊上发的文章，几乎全是政治哲学的综述或者书评。我知道，那和经济学没关系，也是很烂的政治哲学。
经济学家出身的人，后来兴趣转向哲学而成为大家的，据我所知有两个人。一个是Amartya Sen，另外一个是Allan Gibbard。Stanford搞计量经济学的Takeshi Amemiya不算。Sen和Gibbard都是搞社会选择理论出身的，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相关性不清楚。可能是社会选择更接近于逻辑和数学的缘故？
其余的经济学家对哲学有兴趣或者有些交叉研究的，比如说Rubinstein，Binmore，更像是玩票。观点有洞见，但影响不广。
并非是口吐狂言：个人的感觉，政治哲学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Thomas Pogge的东西接触不多，但比Pogge更享盛名的大家，诸如Michael Sandel的讲座，Dworkin和Thomas Nagel的讨论班我去参加过，深感失望，以为所谓大家不过如此而已。无论是语言的条理性、逻辑思维和视角都乏善可陈。难免让人怀疑政治哲学的生命力上有几何。
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用什么“武器”去思考去写作，而是你的智慧能不能驾驭这些“武器”。重要的不是立场和话语，而是在给定立场和话语体系的情形之下，你能把潜能发挥到几何。当代的一些政治哲学话语已经不值得尊敬，不是因为他们是政治哲学，也不是因为什么宏大叙述，而是他们自身已经江郎才尽了。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已经衰朽了，死了，或者至少行将就木。
好的哲学，与好的史学，好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一样，带给读者智力上的激动。比如说，Bernard Williams的作品，Mathar Nussbaum的某些作品，但这样的东西显得太少了。所以你要是对哲学或者政治哲学感兴趣，就意味着你有更高的概率去接触到Sandel的装腔作势，Thomas Nagel的语无伦次和Dworkin的喋喋不休。这大概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对他们感到疲劳。
但不要误会：从另外一个方向上来说，这种疲劳同样成立。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并且可以想象职业哲学家对经济学的讨厌有时候是有道理的。

上周在读一本讲美国官僚体制成长的专著，作者是Daniel Carpenter。这本书初版是2001年，当时他是密歇根大学的助理教授，现在是哈佛的正教授。
这是本将近500页的大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扩展而成。就我来说，要不是为了应付课上的presentation，怕是没有动力去啃完它。然而，囫囵吞枣读罢之后，觉得是真精彩。这点上我们同学间的意见却不一致：只有我一个觉得这本书有意思，他们都觉得这本very boring。
我觉得好的研究（专著、论文）能够带给人们的大致是两种感觉：一种是你觉得这是某种我应该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第二种是你一看就觉得这是你永远也写不出的东西。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属于后者：不是说他在分析方法上有多么复杂－－实际上全书只有寥寥几个回归。但是当你知道这本不到500页的专著，是建立在至少7，8千页第一手美国政府原始档案和无数学术文献的基础上，你就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这几乎是永远达到的研究境地。
除了方法，更有趣的当然是他的理论解释本身。一直对bureaucracy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尽管这个词在中国和美国的语境下的含义可能大相径庭。在presentation里，我提出看这个问题的两种视角，一种是Carpenter的思路，或者说是组织理论的思路。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官僚体系本身作为一个组织，它和个人行动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为了克服对它的束缚，以及自己结构上的缺陷，应对外部的挑战，组织必需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和纪律去保证他自己的生存和不断壮大。而这个规则和纪律是通过一种网络化的形式，从上至下的不断加强的。carpenter提出了非常多（和杂）的理论假说，案例和数据。有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解释有趣，而弱点也在此－－太多可能的解释，缺少（不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框架。大概是有趣的理论太丰富了也是个问题：
你给了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_^

相比之下，我提到的另外一种视角，就是Glaeser和Shleifer在2003年的the rise of regulatory state里的思路，就显得要单薄许多：但是显然一以贯之的逻辑性要强很多。简而言之，the rise of regulatory state说的故事是，当市场（广义）上的双方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可以通过惯例来协调，或者是经由司法途径靠私人诉讼来解决。我们知道还有第三种途径是政府的干预，或者说政府管制。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政府的介入呢？熟悉“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诺斯德姆赛斯”的同志立马就能想到，这要看社会成本。而Glaeser和Shleifer的思路是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通过惯例或者司法来达成的安排妥协是不是稳定的，它们会不会被更有（广义）市场权力的人来颠覆。如果在一种社会财富分化很严重的状态里，有市场权力的那一方很容易就买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通过惯例或者司法来维持就不会是稳定的。这是一个逻辑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然而Glaeser和Shleifer的聪明之处恐怕还在于，他们不是凭空地讲故事。他们选了the progressive era的政府管制作为背景。而这段时间在政治上恰好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正式步入工业时代后的美国，社会财富分化和不平等的急速发展，另外一个是司法的系统性腐败泛滥。抓住了这两个特征事实，下面的故事就很好说了，哪怕他们的模型简单到只有几个中学代数式。

晚上又拿起讲罗斯福时代新政历史的书来看。我觉着要理解一个官僚体系的行为，是必须放到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去看。就像任何产业内部都有heterogeneity，任何组织内部也有heterogeneity，他们在一时一地的环境也是不同。你必须知道在一个系统内部，比如说对于一部新的法案或者一项新的政策，是有哪些不同的力量在推动，他们又受到什么集团的影响，以及决定这些行为的是哪几种不同的动机。

这时候，我觉得，抓住所谓的“特征事实”就格外重要，从特征事实到关键的数据大概也更有效率？实际上，我个人觉得Glaeser和Shleifer的故事和交易费用的故事相比，只是变换了一个说法：可能在概念上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是，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对应的特征事实是什么？怎么在统计上检验？而改良后的可验证性是加强了，并且虽然G和S没有做实证，实际这种视角的转换也让实证变得可能了：从样本估计一个安排被推翻的概率，有太多模型可以选择了。。。

如果不是从事实出发，单凭“模型”去想: Principal-Agent，global game，RBC……能够教会我们什么呢？可能有一些，但应该不会太多吧。

 

 

When talking about media bias,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that they make up every story. Sometimes medias just report part of the truth and slant them. There're similar cases of politician's talks.

Biased talking could be more detrimental than lies in that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perceived as truth. In the last week's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debate, Giuliani "quoted" Hillary's talkings: "I have a million ideas. The country can't afford them all", then his comment:"No kidding Hillary, America can't afford you!".

The whole true story, however, is far from that. When Hillary was asked about her position on the "baby bonds" proposal, she said the following:

"Well, I have a lot of good, new, bold ideas, and I have to make some choices among them. I have a million ideas. I can't do all of them. I happen to think in running a disciplined campaign -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fisc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what I'm trying to do - everything I propose I have to pay for. You know, you go to my website, you'll see what I would use to pay for what I've proposed. So I've got a lot of ideas, I just obviously can't propose them all. I can't afford them all. The country can't afford them all."

I like Giuliani more than Hillary. However I don't think he can be honest on everything.
Not to lie does not imply one will always speak honestly.

这个礼拜的三场seminar，一场实验经济学，一场比较政治，还有一场大概可以算应用计量。
D. Bernheim在经济系讲他和Andreoni合作的论文，讲dictator game中的audience effects。一个直接的感受是，随着经济学论文对技术上的严密性的要求不断提高，诸如实验经济领域的论文也越来越复杂。像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微观的信号博弈模型，从基本假设，博弈环境，对博弈型的定义，到后来分离均衡存在的证明，可谓一应俱全。然后是从主要的预见(prediction)出发，设计（或者说manipulate）一系列实验去验证这些假说。
我有时候觉得，看faculty在seminar上面的表现，大致能了解他们的一些个性。以本系为例，提问最多的人通常是M. Laver，一场讲座从头问到尾。他反应很快，精力过人，但提问还算温和。Przeworski参加的seminar不多，提问也不多，但他提的问题常常很尖锐很难回答。经济系的seminar，提问最多的人总是Debraj Ray，似乎不管对方是什么领域：微观宏观博弈计量，他总能迸出一串串问题，也是思维极迅速的那种。经济系的seminar我去的不多，领域各不相同，然而每次总能看到Sargent：端着一大杯咖啡坐在第一派。其勤奋“好学”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个礼拜的job talk题目是拉丁美洲的民主化程度和再分配政策的相关性，作者直接的结论是“没有什么相关性”。这算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不过结束之后，PhD学生之间议论更多的确是他丰富的“肢体语言”和抑扬顿挫的讲演风格。他的presentation设计也好玩，前一张幻灯片打出来“seemingly puzzle”（记不清了，大致如此），后一张就用很大的字体大出来“I solved the puzzle”。结束后同学们聊起来，他们多数觉得很好，而我虽然也觉着有趣，却并不感到像作者自己声称的那样好。一个感受是，作者似乎有无止境地增加控制变量的倾向，而具体到这个题目，其中一些变量可能内生于民主化过程。第二个是，我觉着history可能比在一个截面上的数据更重要；比如说，我们控制50年以前民主化程度的变量，比较今天民主程度的差异对再分配的影响，但可能这两个国家在这50年里面的历史大相径庭。好比说一个是ABABBBB,另外一个是ABBABAB，我不清楚作者的实证是不是解决了这点。当然我对实证是一窍不通，可能也是想当然胡说八道。
今天下午的seminar去的人很少，然而题目至少是我感兴趣的，很具挑衅的一个题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犯罪率关联性的研究。作者是这样解释的：Sex ratios (males to females) at birth have risen in China, from 1.04 in 1970 to 1.19 in 2000. So have crime rates. …… Using annual province-level data covering the years 1988-2004, we find that a 1\% increase of the sex ratio raised the violent and property crime rate by some 5-6\%, suggesting that male sex ratios may account for 28-38\% of the rise in crime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今天早上迟到了。闹钟响了后，打算多睡10分钟，谁知竟又睡了过去。平常闹钟会频繁地响个不停，今天不知怎么哑巴了。
重新睡着之后又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似乎还是老样子。在梦中我拥抱了他一下，说了两句话。然后好像就醒了，怎么也不像是大睡两个钟头的情形。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现在，隔断时间就会梦见父亲一次。就好像他出门远行回来看我们，或者是我在漂泊中抽空去看他。天地光阴，万物之逆旅百代之过客，本来就无绝对的。
去年申请完学校，整理旧书报时翻出来一本橙色封面的小书，封面已经很模糊了，里面的书页还是新的。那好像是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名字大概叫《留美申请书信》。是他在一个打折书展上很严厉地命令我买下来的。因为我对这本书一点兴趣也没有，想用零钱多买几本散文选；我至今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斩钉截铁地要我买那本书。因为那本书自从买回来以后，一直被束之高阁，差不多一行也没有看过。
在我申请结束以后，这本书突然自己跑了出来。晚上我靠在床上翻书，书的纸页质地粗糙而脆，印刷模糊。这本书买的时候花了4块多钱，那应该是在1995年，或者1996年。
书现在家里，仍然被束之高阁－－更可能是被塞到了某个角落里。有时候我会忽然想起它。我想父亲现在是会有一些高兴的。

一般在梦里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今天是个例外。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要有信心”。另一句是“爸爸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