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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票的历史气温降到零下10度,乐得躲在屋里,看书看报。 前段时间写关于美国选举改革法案的论文,加之2008是选举年,对大大小小的选举新闻也就比较关注。今天看的一本Deliver The Vote, 也是讲选举,不过视角颇为独特:专注于美国200多年选举历史上的舞弊行为。作者没有学院派一板一眼的毛病,各种历史细节和轶事穿插在论述中,也就颇有可读性。比如说,华盛顿当年竞选州议员的花费是40镑:用来请前来投票的选民喝酒。比如说,由第二位美国总统John Adams起草的,马萨诸塞州的1780年宪法,当年在马萨诸塞代表大会表决时,并没有真正获得三分之二同意通过。又比如说,民主(民粹?)政治的先驱之一Andrew Jackson,也是从他开始了任人唯亲的传统,而这居然是行政科层中间spoils system的开端。 一路读来,难免想到中国,想到台湾,香港。一部美国选举史,在它的作者看来--忘记提他的名字了,叫做Tracy Campbell--简直就是一部营私舞弊和腐败堕落的历史。诚然,对政治的看法,因人而异,因视角而异,没有同一的意见,也完全不必同一。刚结束的台湾立委选举,民进党输到家。据说,检讨之下败在三点:第一,选举制度不利于己;第二,没有党产支持;第三,(对手)买票猖獗。我特地查了一下,立委选举里面一张选票到底价值几何,发现上限一般不超过3000块台币,也就是人民币五六百的样子。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在底层民众的心里,民主的价值,也就是(人民币)五六百块钱而已?或者说,如果强政府能够保证让民众的福利有每年五六百的净增加,他们就会放弃对民主的要求?我相信,类似的论述是会被用来支持“民主不宜”、“民主缓行”的论点。 日前读到Yale的女政治学家Susan Stokes的另一篇文章,也是谈选举中的买票、舞弊。她的出发点很简单,我们传统上都习惯说买票贿选怎么怎么不好,究竟哪里不好呢?我们来分析分析。但是要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问,大家为什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行为。从选民角度来说,他们都有哪些选择,他们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对于政党来说,他们又面临哪些约束,他们又会怎么做选择。她有一些符合直觉的解释,比如说: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大,选举政治越是容易发生腐败:因为容易被贿赂的穷人多了。但我个人的看法,真正有趣的问题--这背后的选举制度和文化是怎么演变的--她并没有触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今天美国不论是选总统还是议员,州长,那种方式和一百多年前的选举是很不同的。最起码来说,女性可以投票,穷人可以投票,也绝不会有3K党拿着刀威胁不让人投票的事情。学者会告诉你说,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当时那样的制度是合理的,今天的制度也是合理的:今天是一种均衡,昨天是另外的一种均衡。而我们需要知道,从这个均衡到那个均衡的过度是怎么实现的。 这又是几乎可以囊括进全部历史的大话题。我想到的一个最不需要动脑筋的cheap talk是,要多有“发展”的眼光吧。以民主投票这个制度执行的素质来论,台湾比起美国落后了(至少)几十年,远大过经济差距。而我们呢。搞建设,谋发展,这都是非常美好的蓝图,不过这里面是不是也该包含了制度的发展呢。 《纽约时报》关于“贫困”的评论:确定我们是在谈同一件事情?当几乎全美的主流媒体都在紧盯着总统选战,以及可能面临的经济衰退,和在衰退面前联储与总统的对策,昨天,1月13号,《纽约时报》在醒目的地方刊载了一篇对中国贫困现象的评论。于是我们看到下面的两幅照片,坐在门口的老太太和趴在小板凳上写作业的两兄妹。墙,是泥巴墙,门,是木栅门。记得我小时候,每逢寒暑假,就要随家人坐火车。那时还不兴提速,绿铁皮车于是在江淮平原的旷野上慢悠悠地跑。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一片麦地,一片水塘,再一片麦地,再一片水塘……零星散落其间的,就是这样的泥屋:门口往往还有草垛。有时候草垛边拴了牛,有时候牛在地里。我大概知道,这样的屋子,这样的生计,在今天的农村仍不算罕见,在今日的中国不算还最为不堪。
去年在Adam主讲的课上,谈的最多的问题是贫困。不过,那是以一种与《纽约时报》颇为不同的讨论方式。他喜欢的方式是:首先,向我们展示最为学者重视的数据;然后,从“特征事实”引入基本的模型;其次,由模型的结论,变换各种参数,展示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可能路径,再从经验数据去“校准”这些模型;然后,是另一个模型,变换更多的参数,导致更不同的路径……
以前,听到有“海龟”的经济学博士说,很多学生想读经济学,连基本的ABC都不清楚。比如说,以为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我承认,从严格学术研究来定义,这样的理解不知一哂。就好像说,奥地利经济学不是研究奥地利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学问。至于严格定义是什么,我也不甚清楚。
不过,我的猜想是,你要有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符合学术标准的课题,比如说,特定的技术变迁对工资结构和居民收入的影响,或者说,在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的trickle-down机制如何导致稳态的收入分配和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或者,就像前段时间我在读的,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Ray的论文《持续性的不平等》一样,你的思路应该这样开始:
当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产生跨行业间的财富外部性,同时资本市场不完备,那么效用和消费的持续性不平等在任何一种稳态上都不可避免。无论投资多样化的程度如何,这一点总是成立。然而,投资的多样化(或合理的就业结构)将同时影响稳态的多样性及帕累托效率。由不可分性将产生具有不同人均收入的无效和有效稳态的连续统。而另一方面,完美可分性将意味着具有帕累托最优性质的唯一稳态分配的存在……
作为接受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我有时候会困惑,像我正在读到的论述和《纽约时报》照片所反映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我觉得需要提醒自己的事情:最终值得我们关心的,是能不能藉由上面这样的论文通向对真实世界的贫困(和其他问题)的理解/帮助,而不是反过来。
贴一张图从窗口望出去的夕阳。时间应该是下午4点半钟左右。很喜欢这满天云霞。 《联合报》在“112”前的社论2008是选举年:不光美国大选,还有台湾的两场选举。明天的这个时候,台湾立委的选举可以见分晓了。
贴一则今天读到的《联合报》的社论,内容关于今次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很有趣的问题。 最近媒体上常常说到台湾“民主的乱象”,但是不要忘了从2000年和平的政党轮替到现在只有7年。无论我们怎样感叹台湾内部族群的对立,意识形态操弄的极端化,这7年内发生的一些变化,在威权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我觉得,对民主有信心,就是给我们自己留希望。 聯合報10日社論:二○○五年第七次修憲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時,本報社論曾經表達過當時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我們深知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後遺症,如「地方化」、「山頭化」及「反多元化」等;另一方面,我們卻也主張,單一選區兩票制勢在必行,非此不能使台灣政治跳出偏激與分裂的死谷。
台灣政治迄今的兩大絕症是「偏激」與「分裂」,主要導因於過去的複數選區一票制。由於一個大選區可選出多名國會議員,甚至只須一兩萬票即可出線,於是給了走偏鋒者操弄的空間,政治訴求及風格皆趨「偏激」;而小黨在此制中亦有存活的空間,皆以「關鍵的少數」自詡,政局遂趨「分裂」。經歷解嚴後二十年偏激與分裂的政治動盪,使政局陷於內耗空轉;而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主要效用,即是欲以「中道」與「整合」,來救治「偏激」與「分裂」。
「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第一個效用,在於鼓勵「中道」,用以淘汰走「偏激」路線的「惡黨」。「偏激」的形成,起初只是因少數人走極端,如「三寶」時代的民進黨;到了後來,整個黨卻被少數極端分子挾持,如民進黨今日被陳水扁綁架,整個黨遂偏離「中道」。因而,民進黨今年所受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考驗,最為嚴峻。
陳水扁迄今的整個選舉操作,倒行逆施,可謂與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首先,排藍民調已違「中道」原則;繼而陳水扁以尖銳偏激的仇恨撕裂議題為選舉主軸,更與此制的精神大相逕庭。
然而,若仔細觀察今年民進黨立委選舉的手法,幾乎只聞陳水扁一人操作極端議題,卻鮮見區域立委候選人旗幟鮮明地標榜極端路線;即使以排藍民調出線的候選人,其競選言行,亦較往日收斂甚多。例如,陳水扁「去蔣拆匾」,幾乎未獲民進黨立委候選人的呼應。由此可見,單一選區對政治訴求及風格之「趨近中道」,已有立竿見影的功效。陳水扁的操作是個異數,不能視為此制的常態。
然而,民進黨立委候選人之趨於保留,是否能夠修補陳水扁所製造的「惡黨效應」,將是此次民進黨立委選舉成績高下的關鍵;而單一選區兩票制,能否節制偏激的「惡黨」,亦可藉此次立委選舉看出一個趨勢。
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第二個效用,是節制政局分裂,尤其採「並立制」,因而對小黨不利。小黨在今日情勢中極難贏得區域立委席次,因此皆以政黨票的不分區席次為目標。然而,迄今民調顯示,選民對小黨似乎已無憧憬,表態願將政黨票投給小黨者不多。
過去,幾個重要的小黨確曾完成其「階段性的任務」,但後來的表現卻令選民失望。親民黨演出「扁宋會」;台聯則長期挾持民進黨,到這最後一個月,李登輝才罵陳水扁「瘋了」。選民嚐盡了「關鍵少數」的翻雲覆雨,願見政局出現「整合」,所以小黨的行情看跌。
然而,在藍綠兩大陣營中,相對而言,今年國民黨所受小黨的影響,可能較民進黨所受的影響為大。因為,在十二個掛名選票的政黨中,可以分得民進黨政黨票的小黨,幾乎只有台聯一黨;但所有的小黨都可能分得國民黨的政黨票,如新黨、紅黨、農民黨、第三社會黨,及台聯等。
投給「小黨」,有否「浪費」的風險,已成熱門話題。小黨想要贏得立委席次的門檻相當高,需有五%的得票率,即約五十餘或六十餘萬票的得票數;換句話說,如果操作不當,藍綠陣營的任一小黨若獲得「五%減一票」的選票,即可能形同投了近五十或六十萬張「廢票」;非但小黨自己不能獲得任何席次,且可能會相對影響同色系大黨(國民黨/民進黨)損失不分區席位。得失相較,怕「浪費」選票,選民對投小黨不免有戒心。
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實施,是使政局由「偏激/分裂」,趨向「中道/整合」的契機。台灣政局敗壞到今日這種地步,即使政局重返中道與整合尚不知是否有救;但倘若繼續偏激、分裂下去,則必無生路可言。準此以論,單一選區兩票制雖非對台灣政局病症標本兼治的處方,但畢竟有其階段性的功效。 Two Comeback Kids今天抢占各大媒体版面的当然是新州的初选。不过有一则财经新闻倒是颇值得关注:据说,摩根-斯坦利已经正式决定卖出其持有的中金公司34.3%的股份,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说和中金管理高层矛盾的,有说充实资本金的,当然比较确切的讯息是为了着手与华鑫证券合资公司。如果此消息确实,将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开放的新步伐,个人觉得这个转变不亚于开放外资商业银行的人民币业务。
New Hampshire州的总统初选。今天上午去系里见教授,他第一句话就是问,看到昨晚的初选结果了吧。
《华盛顿邮报》报道这场戏剧性的选举结果,标题是“两个孩子归来”(The Two Comeback Kids)。昨天晚上透过CNN看现场直播,Hillary和McCain,新州之夜是属于他们的。 McCain的大胜让他能够在总统竞选路上继续走下去。接下来的Michigan和南卡对他可能是有利的,但最艰苦的战斗是在佛罗里达、加州和纽约州。由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他要在加州和纽约州赢并不容易。昨晚上McCain演讲中说,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这已经比我们在几个月之前所能期望的好得多了。这是实话。当候选人从党内领先的位置落到第四,经费只剩下一百来万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在讨论McCain什么时候完蛋。这时候在辩论会上,对手们开始恭维他,national hero, know best glory and honor之类的赞许不绝,这不是什么好信号。现在这位71岁的老将没有倒下,坐着他的竞选专车Staight Talk Express雄心勃勃地走向下一站(战)。我们大可以拭目以待。
但最富有戏剧性的,还是希拉里在新州的绝地反击。39%:37%,不管人们怎么觉得匪夷所思,甚至于开始讨论希拉里用眼泪赚了多少选票,我想2万多票的差距已经不算微弱了(要知道希拉里总共也就拿到不到10万票)。现在人们应该想的是,如果说这个结果就反映了选民的基本面,那前天盖洛普的民调奥巴马13个百分点优势是怎么出来的?
我看到很多有可能是对的解释,我自己觉得最有趣的解释是这个: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和支持者对形势过于乐观,这种乐观传染到了媒体和民调机构,另外有可能的就是:媒体和民调机构自身的偏向夸大了奥巴马的优势,甚至于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传媒工具为奥巴马造势。就好比在台湾,泛蓝和泛绿的民调可以差到10%以上。以这样等量观之,奥巴马在Iowa州胜利后的实际领先可能在3%左右,这样,希拉里的逆转也不算太意外。
交叉民调的分析结果还显示:这一次希拉里对女性选民的吸引比上一次好得多,而奥巴马在争取黑人选民的优势上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以及白人选民的投票率更高,等等。我觉得这些解释不算很有力量,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希拉里现在能够做得更好。如果你不相信总体的偏好分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改变,那么更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初选的第一站:小州Iowa州的民意被媒体放大了。媒体制造了“奥巴马势如破竹”这样的假象,或至少是合谋。比较有意思的是,前天媒体在讨论独立选民的影响力,认为奥巴马可能吸引走原先(在2000年)投票给McCain的选民。而从结果来看,极可能恰恰是被McCain“抓”走的中间选民冲淡了奥巴马的选情,而这些人里有可能是被计算在13%优势里面的。
面对这样有趣的结果,精英主义者或许会长叹一声,说道,看吧,民意就是这么脆弱,竟然会在一两天之内沧海桑田大逆转--看来民主政治是积重难返啊。而自由派精英会说,fabulous! 不确定性!这不正是民主的精髓么!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果,真是很好很强大啊。 而研究“美国政治”的学生知道,他们又有新的论文好做了。 总统和猪:写在新州初选前夜明晚,是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在新汉普夏州(New Hampshire State)的投票夜,当然也被普遍认为是决定初选走向的关键一站。很早想就美国大选写点随感,却一直没有动笔。原因是看多了候选人的电视辩论,越来越感失望。十几次辩论的基本趋向是,随着选战加剧,辩论水准直线下降,最终变成毫无意义的人身攻击、口水仗和虚情的献媚。我前天还开玩笑说,这样的总统选举毫无意义,还不如选一只猪上去当总统,结果也未必比上亿美元打出来的总统差。
玩笑归玩笑,这背后的意思是说,美国的成功维系于它市场的发达,法治的完善和体制的有效制衡,领导人的作用可能不及发展中国家来得紧要。让一只猪来当总统治理国家,是玩笑也是比喻,就是指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executive power被最小化,是达到真正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自由放任在现实中大概不会是最好的制度,但是要是全民辛辛苦苦选出来的总统,其治国的效果还不如自由放任,这不正等于说还不如选一只猪当总统?
我不是刻意侮辱两党的候选人,更不是对民主制度不满:还有比这更不坏的制度吗?问题是从目前情势来看,总统不如猪,这个概率远大于零。其间的差别在于,猪无知无能,可以不做任何好事,亦做不了坏事。而人之为人,人之为政,不但是要做事,而且要穷一国之力,大张旗鼓地做事。民主制度下一人一票,即使选民看不清未来,或不介意未来,把手中的票乱投,旁人也无从苛责。
回到正题,说说我为何会有这种悲观的想法。方才说了,人心大过猪,是要干一番事情的。翻译成这次大选的语言,就是我们听了无数变的“变革”。的确,从象征着“变革”的奥巴马(Obama),到爱德华兹(Edwards),希拉里(Hillary)甚至于共和党的罗姆尼(Romney),朱利安尼(Giuliani)和麦凯恩(McCain),谁不在把变革挂在嘴边呢?可是要改什么,怎么改,十几场辩论下来,我没有听到有任何一个候选人说得清楚。候选人如此,又如何令选民清楚?
如果把这个问题去问保守派的经济学家,比如说,Becker, Barro或者Prescott,我的猜想是,多半他们会给你一个困惑的表情:为什么要变革?美国的经济难道运行得不好吗?这大概是这次选举的最大吊诡之处:它的基调是对布什政府的全面批评和否定,尽管布什即将成为历史。但是公允地说,布什两任内对在经济治理上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历经纳斯达克泡沫、911恐怖袭击和全球反恐战争以及伊战的冲击之后,能够使经济保持这样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不能不归功于布什政府采取的,包括减税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放眼望去,民主党在战后的总统,除了克林顿外又有谁能够与之相比呢?卡特吗?肯尼迪吗?
当然,我的自由派(liberal)同学们肯定会说,布什是个白痴,他不懂他所做的。或许吧,智商据说不到100的小布什也许不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高级定理,但这并无妨碍他任用Mankiw, Rosen做他的经济顾问和Bernanke做联储的主席:总是有专家的吧。当然还有罄竹难书的伊拉克问题: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永远说不清道不明。这里是NYC,社会科学,PhD扎堆的地方,所以不要试图和liberal辩论:当10个年轻人有9个喜欢奥巴马的时候。
美国人选他们的总统,我这个局外人无甚利害可言。然而站在美国人,特别是中下阶层的利益考虑,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正在做出一项伤害到自身未来的决策。纵观民主党的候选人,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候选人懂经济,且都要雄心勃勃地去改变市场。在另一个瞩目的层面--外交政策上,只有希拉里的经验较丰富,而包括奥巴马和爱德华兹在内的候选人的经验几乎是零。他们同样是要雄心勃勃地打算改变整个外交的秩序,包括说,在半年之内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的驻军。选民怎么会青睐这样的cheap talk呢?反观共和党方面,至少朱利安尼和Ron Paul懂经济政策,McCain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的阅历,以及他本人的人格力量无人可以匹敌。但是可惜,选举政治从来不是理性的计算;我参加过华盛顿广场奥巴马支持者的集会:那更像是一场狂欢。选民用票选出他们自己的超男超女,好像是被民主政治宠坏的孩子。
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商业投资版上有篇文章,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一哂)。目下两党总统候选人尚未产生,华尔街已经开始为未来的经济政策担忧:他们担忧的是像奥巴马,爱德华兹,甚至于Huckebee这样的人上台后,采取激进的政策伤害商业投资。这些政策包括:大规模增税,政府主导的公立医疗系统(希拉里提出全民强制医保),更严苛的管制和其他向大政府大踏步前进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我们能够想象,如果这些政策全都变成现实,布什八年任期的主要政策:减税和社保账户私有化的成效将急剧缩水。至于外交政策和伊拉克,不说也罢。
另外一篇文章评论民主党候选人在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的立场异同,观点是希拉里的“全民强制医保”和奥巴马的“全体儿童强制医保”大同小异。我倒并不是特别关心这两个方案,因为其不可行性,可以预料草案最初版在国会很难通过。这或者是标准的“选举语言”,或者是标准的“选举政见”。不过,有趣的是候选人推销这些政见的方式。比如说,前日的辩论会上,爱德华兹利用上个月死于白血病导致肝脏衰竭的女孩Sarkisyan来攻击医疗保险公司,把女孩的家属请来现身说法。这已不仅是一般的选举政见。爱德华兹说,他和奥巴马的不同在于他擅长勇敢地斗争,那么他的敌人又是谁呢。
从最近的民调来看(如果可靠),奥巴马在新州势不可挡,当选基本定局。共和党方面,McCain依然保持着对Romney的微幅领先。个人希望明晚McCain可以赢。当然,这也是民主党人最不乐见的结果。 穆沙拉夫自传写完论文,可以看一点“闲书”。昨天开始看的一本是穆沙拉夫自传,名字叫In The Line of Fire(可以翻译成“火线之上”?)。这本书2006年在美国由Free Press出版,我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过好几次。我个人揣测,写作这本书,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向美国的公众和政界阐述其个人的立场,说明其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重要,以期在舆论上赢得更多同情。
书我刚看到一半,就是1999年谢里夫突然发动的罢免行动被军方反制,也使得穆沙拉夫藉此从三军统帅成为总统这一段。后面半本书:治理政府,振兴经济和911后反恐战争形势的演变,也怕是作者最想说的东西,还没来得及读到。这本书写得很精彩,也很动情,对于只晓得他是个“独裁者”的人,或许能提供些别样的信息。而对于对巴基斯坦政治感兴趣,又对它的历史所知甚少的人(比如说我),书里的一些脉络更是有趣。透过当事人,处在权力斗争和国家发展的决策核心的人的叙述,我们能够读到政治事件背后的情感,而这是冷冰冰的数字所无法传递的。
作为90年代巴军方的核心领导人员,穆沙拉夫注定要同这期间的四届政府两大执政党发生矛盾和冲突。我注意到他对谢里夫和布托态度的差别。尽管穆沙拉夫在不同的地方对两人均提出严辞批评,但显然针对谢里夫的严辞更甚,敌意更浓。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谢里夫和穆本人的直接冲突:谢里夫的单方面解职行动(用穆本人的话说是违反宪法的coup)直接威胁到穆沙拉夫的生命;另一方面穆对两个政府的批评的内容重点有着实质不同。对布托政府最大的不满是系统性的腐败和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而对谢里夫的谴责包括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违反宪法,以及利用国民大会修改宪法,企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并成为精神领袖。从字里行间,很明显能够感受到穆沙拉夫把谢里夫视为对自己,以及对巴基斯坦前途最大的威胁。 至于布托,我个人读后,隐隐觉着穆沙拉夫是看不起她的。并没有把她视为一个真正的对手。穆沙拉夫对于布托的评价,和对她的父亲Ali Bhutto的评价是有几分相似的。他强烈批评Ali Bhutto“把一切国有化”的政策搞垮了经济。而他回忆,在1988年受邀加盟布托政府后婉拒,感叹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否则也将会和这个腐败的政府一起烂掉。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穆沙拉夫绝对不可能像是某些富有想象力的媒体揣测的那样,是谋杀布托的幕后主使。原因很简单,虽然他不喜欢布托,但从未真正把布托看做威胁。从一开始,穆沙拉夫就持续不断地批评布托完全置个人安危不顾现身于公众场合的做法不负责任,不合时宜,又说她害怕选举,并不会真正赢得大选。无论如何这都是个人的见解,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如果你不畏惧某一个人,有什么理由要(冒了极大的风险)去刺杀她呢?
写到这里,又想到前天看“文茜小妹大”的纪念蒋经国特别节目。如果说蒋经国和穆沙拉夫分别是台湾和巴基斯坦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这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按照西方民主认定的标准来说都被看作“独裁者”。张五常前一阵子写了一篇文章,说了一句话,“蒋经国是个了不起的独裁者”。判定这个“了不起”的标准,我以为不仅是所谓行仁政,或在任内经济取得了怎样的增长(当然这也是基本的前提),还要看他能否领导这个国家走出制度发展的怪圈。经济学上所谓“低水平陷阱”是也。以制度发展的进步而论,蒋经国的伟大无疑。而穆沙拉夫能否达到这个标准,要看今后三五年内巴基斯坦国内各政治派别力量消长的结果,反恐战争的成效和能否继续获得美国的足够信任支持。从去年一年巴境内重新恶化的局势看,要达到这个目标难度不小。而巴基斯坦的政局涉及国际地区复杂因素,其凶险非台湾可以比较。可谓是,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去年穆沙拉夫在和高等法院的僵持中颁令进入“紧急状态”,被普遍视为丧失道义支持的败招。感恩节的时候,在Fairfax同巴基斯坦裔的房东先生吃饭,谈到此事,自称为“穆沙拉夫粉丝”的他亦大加批评,认为既无必更又无好处,只是个人的权力欲在作怪,言语之间颇多遗憾。
无论如何,做一个体制的变革者要比继承者更困难,也更值得尊敬。在民主政治中当作如是观,对于所谓“独裁”亦不例外。Hu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愿天佑巴基斯坦! 写给新的一年2007年的最后几天都在忙着和论文较劲。过程是极其枯燥的:一组接着一组的数据,一个图表接一个图表。等到大致完成,忽然之间已经是2008了。
别人的经验我不晓得,我自己觉得本科毕业好像是个分界。在这之前一年年过得悠闲,在这之后真的可谓“日月轮流催晓箭”,时间跑得飞快,“青山绿水常在眼前”。自己依然是那样散淡之人,依然碌碌无为,只是徒增了年龄而已。 话虽如此,2007年对于我却还是有特别的意义。虽然无所谓大悲大喜,但确确实实地度过了一段内心颇为煎熬的时光。也很不好意思的,生平第一遭走出远门,学习独立面对整个生活环境。感谢生活的恩厚,使得我这半年来处在一个较为顺利的境遇里。感谢在远方挂记着我的家人、亲人、同学、老师和朋友。 今晨醒来,未见晨曦,周遭仍旧是迷迷蒙蒙的夜色。然而仿似在不远的高处,不断传来直升机螺旋桨划破天空的声音,低沉而盘桓。我知道这是在纽约。起身来走到厨房间喝水,隔窗看过去,高楼背后隐现着紫色的霞光。我想起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晚上,住在Fairfax的一个小旅店里,夜里三点钟醒过来。打开屋门,我凝视着水银灯下熟睡的街--一如我今天凝视着远处的楼。静下心来体会这一切,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新鲜、欣悦和‘陌生感’。 在这半年里,一个时常想起的问题是,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何。具体的说,花上五六年的时间,“殚精竭虑”、“皓首穷经”地读一个博士出来,将给我整个人生增加什么不一样的meaning?在来这里以前,一切都似乎捉摸不定而无从认真考虑;而在来到这里以后,一切都似乎忙不迭地纷至沓来,竟至于来不及考虑。 突然想到这几日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论文:这当然是支离破碎,粗糙不堪的产品。然而我在做完了一切琐屑和机械的劳动后,能够发觉自己的辛劳没有完全付之阙如,也是值得欣慰的。在我自己,是不能忍受那种为了发表而写论文,获为了发表而制造论题。可能在未来,被逼无奈之下我也会走上那种讨厌的道路,但我希望这种经历越少越好。这门课程的论文题目由本人自行选定。我选的是美国2002年选举改革法案的影响。之所以瞄上这个题目可以说是偶然。早在2005年的时候,在Becker-Posner的博客上读到Becker对该法案的一个评论。以他芝加哥自由主义的立场,可想而知从前提到结论基本上是全部否定的。其中有个有趣的观点,当时给我的印象至深,就是在选举中花钱打广告是种言论,而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不应该干涉。当然这个观点其实是一个批评者的普遍的看法,和芝加哥学派并没有什么关系。另外一个和芝加哥学派相关联的看法是广告(包括选举中的广告)具有信息揭示的作用,此外还有:要鼓励竞争在政治中的作用。后来在Bradford De Long的博客看到他嘲讽Becker的一个评论(我不记得是不是针对这个法案了),促使我认真地体会众人间的分歧所在。但不得不承认,那种斩钉截铁的芝加哥论调在当日还是使我震动颇巨。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即使像Becker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未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清楚详情。比如说,Becker讲到,限制选举捐赠的数额,将使得那些后来的挑战者的机会更少,所以说,这是一个倾向于当权者的法律。然而事实上法案禁止的仅仅是所谓soft money,对于实际捐赠的数额(hard money),实际上是提高了捐赠数额的上限,并且有所谓的millionair provision等保证在规则上使候选人公平。就这一点来说Becker批评的事实根据是没有的。 而真正让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是看了Hoover Institution的节目uncommon knowledge的主持人Peter Robinson对参议员John McCain的访问。我至今觉得这是我见过的,对政界人士最好的访谈之一: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坦诚,深入的交流,没有总统候选人辩论上那种剑拔弩张,口沫横飞。这是我见过的McCain对个人价值观和政见的最精彩的陈述。我甚至相信如果他能够在所有的场合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他能够在伊拉克和移民法案的问题上更“务实”甚至是更“无耻政客”一点,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非他莫属。当然如果这样的话,也就不是参议员McCain了。 在那个访问里,McCain着重解释了,或者说他被着重问到了,为什么牵头推动选举改革法案,又名McCain-Feigold法案。他最后的一句话我至今印象犹深:大意是说,有些人认为money is power,有些人认为money is freedom,你怎么看money的态度,决定了你在投票时会站在哪一边。 作为一个McCain的准粉丝或至少是‘同情者’,我很希望我的“研究结果”证明,选举改革法案起到了它被宣传的那种作用:撼动华盛顿的政治格局,削弱在职者的优势,加强政治竞争的力度。不要忘了,在2000年,McCain就是凭借这个在New Hampshire击败了小布什,被当作平民英雄般欢呼。 而当所有的实证(尽管我承认这是粗糙的实证)都表明,事实上改革法案根本无助于缓解既定的政治优势,甚至它的一些举措起到相反的效果时,那种感觉是极其复杂的。我不怀疑McCain自己的信念。我想到的是,如果政治人物穷尽生命和精力所追求的理想,最终只不过是一些“空幻”,在政治中又有什么所谓的“真实”所言?而所谓ideology竟只是一些言辞?当马英九“特别费”官司二审判决无罪时,在“眷村”的老荣民欢欣鼓舞,高呼“中华民国”--在电视里看到老奶奶一面鼓掌一面在念叨“主保佑我们”。他们所希冀的又是什么,他们又能够从政治中得到什么? McCain说,I love this country. I love her enough to make some people angry. 又说,withi both nobility and grace, I will suffer the worst forms of human indignities.我必须承认,在这样的道德勇气面前,芝加哥似的理念常常显得苍白而单薄。但另一方面,去解构这样的道德,剖析它们的真实意涵,这也是学术的本分。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却没有谈关于2008年的什么东西。也许我还没有从2007年走出来,也许我的新年要等到下学期才能真正开始。无论如何,在接下来这几天我希望好好地亲近这个城市,这也是我在2008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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